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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信
来源:最新2020年平台送彩金文学院 | 时间:2017年11月29日

  文/雷默

  如果没有那条短信,我可能再也不会联系田永年老师了。短信是我的授业老师鲁班发来的,他委托我帮他找一本研究花卉的书籍,他说他近来迷恋上了盆栽。我看着短信一激灵,立马想到了一个男人的衰老,鲁班没透露自己的年龄,但我粗粗一算,他已经一脚跨入了花甲之年。我们在手机短信上多聊了几句,昔日的故人便都从尘封的记忆里浮现了出来。

  我大学读的专业是风景园林,毕业后误打误撞进了报社,跟着鲁班学写新闻稿。那时候我接触的新闻稿大多是这样的:开头天花乱坠,结尾什么东西都没有。这种头重脚轻的结构让我觉得太小儿科,而鲁班认为新闻稿没那么好写,初学者一般都太学生腔。两个人你来我往,其实都是在相互讽刺对方。也很奇怪,在一起共事时别别扭扭,分开了却常常想念对方的好。

  跟着鲁班采访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田永年老师,那时候他已经八十九岁,除了耳朵稍微有点聋,思维依旧敏捷,穿着也很洋气,看上去像个老绅士。他画油画,在丝绒上画,很好地利用了丝绒布的底色。我们采访他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个三十刚出头、长得非常漂亮的老婆。他老婆喜欢摄影,据说在当地一个事业单位工作,这工作是田老用人脉关系安排的。

  我问鲁班,不知道田永年老师现在怎么样了?

  鲁班回复说,他前阵子听人说起过田老,据说身体仍旧很好,我这么一说倒提醒他了,他准备过几日抽空去看看他。

  后来,我翻出通讯录,上面竟然还有田老家的电话。这个号码在我手机里安静地躺了八年多,它一次都没引起过我的注意。我中间删过几次号码,把长年不联系的人都删除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它会保留下来。我犹豫了一阵,最终把电话拨了出去,号码竟然是通的,还是彩铃,我不知道那是首什么歌,吵吵闹闹,充满俏皮的味道,像青春无敌的美少女唱的,我想这也符合田老的个性,他喜欢年轻女性。

  有一回,我去他家里,他老婆不在,他让我打开电脑,那台电脑还可以上网。他说这电脑主要是他老婆用来炒股的,炒股赚不赚钱不知道,估计最近是亏了,因为他老婆上网的时候拉着脸,一点声音都没有,关了电脑后也不说一句话。我问他打开电脑干吗?他说让我帮他找些照片,他要画画。我说找什么样的照片?他犹豫了一下说,人体美,然后把那几个字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我在网上一搜,一下子跳出来很多裸体的美女照片。两个男人明目张胆地看一大堆裸女照片实在太尴尬了。我感到非常难为情,田老坐在一旁一言不发,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有点重,一侧头看到他的脸也微微有些泛红,他眼睛盯着那些照片说,新派!

  关了电脑后,他还特意送我一幅他的油画,画的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喜欢玫瑰花,那朵玫瑰花还是绿色的,我仔细观察过,其实也没画几笔,因为那幅画的材料是一块绿色的丝绒,他只是用黑白两色的颜料把花瓣的形状和阴影勾勒了出来。

  我后来从这个城市调走了,去了省城的一家报社,中途又搬过几次家,那幅油画却一直跟着我,只是它长时间搁在角落里,丝绒布上蒙了一层很厚的灰,呈胶着状,掸也掸不干净。这可能跟我庸俗的观念有关系,田老在他所在的那个城市,作为画家并不很出色,我不知道是同行排挤他,还是别的原因,画画的朋友说起他的画来,有点不屑一顾的感觉。他们说这种画只能算装饰的工艺画,顶多两百块一幅。因为不值钱,我也没有把那幅画当宝贝收藏。

  我们经常大不敬地讨论他的老婆,觉得像田老这样健朗的身体,应该还能偶尔开张,但至少他老婆这方面需求不是很强烈,否则不会嫁给一个老头。这个观点很多朋友都认同,觉得从他老婆那冷冰冰的表情里可以看出来,一个女人,如果长时间保持这种表情,说明她的身体和心都是冷的。人又不是冷血动物,至少应该使劲地笑几次,或者也该有几次面若桃花的时候,他老婆没有。

  大家都觉得他老婆是图田老的家产,据我了解田老至少有两处房产,一处还在上海,是他年轻时住过的,我们猜测应该是处老宅。照理说,女人有这样的企图,一般都盼望着丈夫早点过世,但田老的老婆没有,她相反地还把田老的生活照料得特别细致。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还去他家见识过。下午三点半一过,他老婆就把一锅煮得很稠的粥端上来,还有几个小菜和一些炸得金黄的韭菜合子。那天田老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吃点,我觉得菜的味道一般,韭菜合子炸得很可口。田老说,每天下午一到这个点,他老婆就给他煮粥,因为他生过胃癌,半个胃已经切除了。

  田老在家里完全卸下装饰,呈现出一个老人的老态。他出门常戴的鸭舌帽不戴了,脑门又大又光亮,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全部花白,他的牙齿也是假的,跟我说话的时候,他还像小孩耍玩具似的,把他那副假牙从嘴巴里滑来滑去,磨出一些奇怪的声响来。他说他跟我是一见如故,我们是忘年之交。我有些诚惶诚恐。

  其实采访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他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几个很精致的相框,倒不是相框有多别致,而是相框里的人,那是田老年轻时的照片,那照片怎么形容呢?就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电影中的英俊小生似的,照片已经泛黄,但英气仍在,每一根头发都熨贴得一丝不苟,眉宇之间像画出来的,眼神似乎能隔着相框透出似有似无的款款深情。那时候,我就在怀疑,田老的老婆是不是迷恋上了这些照片?照片里的人沧桑迭代,但始终活生生地生活在她身边。

  我和鲁班在采访田老的时候,也顺带着问过他老婆,在别人眼里,两个人年龄相差这么大,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她为什么决定跟田老厮守终生。他老婆支支吾吾地不肯出面接受采访,只说田老的为人对她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很明显是句托辞,要论影响,可以在人类文明史上随便找一个人,那影响肯定比田老要大得多。

  电话一直响到我快没耐心,正准备挂掉时,被接了起来,是个老人的声音,我问他是田老吗,那边问我是谁,从声音里基本可以辨别出来,这应该就是田老。我说:“我是报社的三七。”我知道他听觉有问题,又提高了嗓门在电话里重复了一遍,他停顿了一下,恍然大悟地说:“记得啊,你以前来采访过我,后来调到省城去了。”我还没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在电话里说:“我身体还可以,耳朵聋了,装了助听器,但效果仍旧不好,电话里回声太大。我现在已经九十七岁了,平时也不出门了,到这个年纪,接下来就是生老病死。”他说到生老病死的时候好像特别轻松,语气跟上街买菜差不多。

  接下来,他跟我说,娜娜(他老婆)出去跳广场舞了,他正在家里看电视,放的是中央台,正在放南京大屠杀。他停了停,问我近况怎么样?我在电话里说,还没说两句,就被他打断了。他说,这跟两个人在狂风中交谈差不多,你大着嗓门喊一声,一阵大风就把话给刮跑了,我耳朵追不上。

  我听得出来,他情绪有些沮丧,正在为怎么安慰他犯难的时候,他说,能不能给他写封信,把我这几年的情况在信里说一说,他说我们是忘年之交,我打电话过去,他感慨很多,也谢谢我这么多年了还想着他。他又说,最好能在信封里寄几张照片过去,把我的家里人,包括爱人、孩子,一起拍个照片寄给他看看。

  最后,他在电话里说到了鲁班,说前几年刮台风的时候,大水把他住的小区都淹没了,齐腰深的水,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鲁班第一时间赶到他家去探望,让他非常感动。他说他知道我们都忙,这几年,他也没再见过鲁班,但心里一直挂念着。

  这个电话一直是田老在说,我在听,我知道我说了等于没说。他说了很久,不止一次地叮嘱我写信给他,他说他会给我回信的。

  挂了电话后,我的心情也久久平复不下来,我决定给田老写信。那天是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都在家里,我爱人带着两岁的儿子在阳台上晒太阳,孩子每天都兴高采烈的,在和煦的阳光下跑来跑去。我爱人跟我说:“这么好的天,下午带儿子去西湖逛一下?”

  我正在书柜上找信纸,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里除了书,连纸也找不到了。我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问她哪里还有纸。我总是这样,家里只要找不到东西,就会问我爱人,她其实记性比我差,但家里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她总有一个准确的方位感,她问我找纸干吗。我说要给人写一封信。

  她很惊讶,说我都多2020白菜网注册领体验金没写字了。我说是的,自从有了电脑,好像是没正儿八经地写过字。她牵着儿子的手过来帮我找纸,还神秘兮兮地问我给哪个人写信。我说放心,不是情书,田永年还记得吗?他还活着!

  “哦,他年纪很大了吧?有没有一百岁?”我爱人也知道田老,因为我之前跟她说起过,她也问过那幅一直跟着我的画。我把刚才电话里的情况跟她简单地描述了一遍,我爱人一边帮我找信纸,一边问:“他的老婆还跟着他吗?他们感情还好吗?”

  我说那只能自己猜,这些问题太私密,八年不联系了也不能问这些问题,会冒犯人家的,再说田老耳朵看来是真不行了,问了他也听不到。我爱人说,活那么长寿真难以想象,她只想活六七十岁,身体败坏了就迅速死掉。我说,这又不由自己说了算的,有些人想长寿还做不到呢,中国出了那么多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也可以写部书了。

  我爱人在找信纸的时候,把我当年写给她的情书都翻了出来,那些信纸薄得像糖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那些字又小又密,每行之间一点空隙也不留,似乎能看出我当年追求爱情时那副急吼吼的模样。

  我爱人向我展示了一下手上的信件,笑了笑说:“文物啊!”

  我装糊涂问:“这谁写的?看着就会想起密集恐惧症。”

  “哎,当年却没这个感觉!某人当年信誓旦旦地说,结了婚以后也要每天写一封信,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兑现过。”她说着开始看那些信,一张一张地翻阅,还真被她找到了她说的那封信,那封信上写得更露骨,在畅想两个人美好的未来,说等两个人有了孩子后,让孩子做信使,每天写一封情书,由爸爸寄出,孩子投递,交到妈妈手里。

  我笑笑说:“空头支票!空头支票!”

  “人家说恋爱靠骗,我那时候还不信,觉得你的人品说不上超凡脱俗,至少也能区别于芸芸众生,看来你也是个俗物,哈哈。”我爱人讲得很洒脱,我知道她不是真在乎那些天花乱坠的谎言,年轻时血液都是沸腾的,浑身冒着热气,哪里能懂得过日子的繁琐,她自己也说,整日花前月下,最终结果是没米下锅,一尸两命。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血气方刚的时候是一个人最能吹牛的时候,那时候可以说大海枯竭了,石头腐烂了,天地都崩裂了,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后来这些话都不敢说了,再说就被当作无知和幼稚了。

  我问我爱人,信纸能找到吗?她说信纸是没有了,打印的A4纸有。我说行了,能写字就行。拿了三张空白的打印纸,我觉得基本上够了。我跟我爱人说,想想八年了,三张打印纸就写完了,这人生过得也够简单的。我爱人白了我一眼说,“你先别感叹,三张写满就不错了。”

  我赌了口气,在电脑桌前坐了下来,发现笔也找不到了。这跟我单位里的状况差不多,单位过段时间,办公室主任就会添置一批文具,但用到后来,大家发现谁都丢笔,谁都到处借,借到后来,一支笔传来传去地用。一到记新闻线索时,抱怨声四起,总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喊,谁拿了我的笔?这样的喊叫往往是起不了作用的,忙碌的时候大家都忙碌,中午前的办公室就是一个闹哄哄的菜市场。有的同事急红了眼,拍打着桌子大声疾呼,谁偷了我的笔?谁偷了我的笔?这时候,大家都默契地变成了聋子,把呼喊声自动屏蔽在耳朵之外。找笔的人只能自己软下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谁有笔,借我用一下啊。一支笔“啪”地飞过来,跟着飞来一句话:墨水费五块,要么中午请吃饭,自己选!

  我跟我爱人说,笔也找不着了,那么多笔哪里去了?她说,你用一下丢一支,家里开文具仓库也没用的。说着她又埋头帮我找,最后在电视机柜子里找到了一支铅笔,只有小拇指长短。我说将就着用吧。

  写下田老的称呼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头。这些年我的新闻稿练得精熟,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它最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是什么,我总能很快地把它抽离出来,然后是毫无难度的陈述。看着一堆采访来的素材,我总能把这堆支离破碎的破布头缝合起来,做成一件鲜艳的衣服。

  我好像忘记了怎么跟人交流,尤其是用书面的形式跟人交流。我回忆起在那个小城市的生活经历,在那里,我前后一共待了快两年,这两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找不到跟田老的交集点。

  我只好回忆去省城后的生活,其实省城的生活也单一。刚去那里的时候,偌大一个城市,没有一个熟人,感觉自己像个被遗弃的孤儿,大冬天,一个人窝在冰冷的宿舍里喝白酒,喝到神志恍惚。那段时间特别想有个女朋友,但哪里去找呢?

  一触及到这段往事,我又写不下去,我觉得跟田老谈这些事情太唐突了,我们好像还没熟到这个份上。谈这些事,至少对方看了可能会笑话,我发觉自己还是一个比较要面子的人,不体面的事情还是放在心里比较可靠一些。

  我后来谈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我犹豫着要不要写到信里去,在举棋不定的时候,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在阳台上陪儿子玩耍的爱人,这个人她是不知道的。我跟我爱人结婚前,除了了解相互的家庭背景和工作情况外,别的谁都没有深入追究。我对她以往的情史也保持了沉默,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以前的人之所以没有在一起,必定有失败的理由,而回忆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我觉得是不人道的。

  我谈的那个女朋友在读大学时有过好几个男朋友,她像只大蝴蝶,在一大群男生中间飞来飞去,一会儿是艺术系长发飘飘的画家男朋友,一会儿又是校篮球队人高马大的主力后卫男朋友,更神奇的是她还跟我们的设计老师好过。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的设计老师像裹着一只兔子一样搂着她逛马路,在一盏路灯下,我迎面撞上了他们。准确的说,之前我们都没看到对方,直到大家都从黑暗里走进那盏昏暗的路灯,真相才大白。当时我错愕不已,忘了跟设计老师打招呼。他们看了我一眼,然后把我当空气过滤掉了。擦肩而过后,我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他们消失在黑暗中,而那盏路灯在下雨天的夜晚像个金钟罩。

  我在读书的时候对这个女同学表现出了极大的仇视,我曾经气呼呼地想,这样水性杨花的女生,大家都应该朝她吐口水。那时候,她也很讨厌我,每次走过我身边,正眼也不瞧我一眼。

  毕业后,我是在网上跟她开始交流的,一交流,发现我们都误解了对方很多年,这种交流很致命,直接导致我晚上睡不着。她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我邀请她来省城玩,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在梅雨时节,她过来了,我们像久别重逢,一见面就在大街上拥抱。她脸色红通通地跟我说,你像个特务,专门暗地里盯梢,盯了我很多年吧?

  第一天,我们就把男女之间该做的事都做了一遍,她一口气在我宿舍里住了半个月,那半个月,我感觉我那冰冷的宿舍开始暖和了起来。

  她走了以后,我感到了非常的不踏实,以前的感觉慢慢地又泛了上来,我最终觉得她的矜持放下得快了一点,一旦水性杨花的感觉确立,就跟脸上烙上金印一样,怎么都消除不掉。她是个敏感的人,觉察到我对她不放心之后,我们在电话里狠狠地吵了一架,这段感情就这么寿终正寝了。

  我回想起这些,还是嘘唏不已。我爱人带着儿子从旁边经过,她看到我写在纸上的两三个字,笑了起来,说憋了半天,原来便秘了。我说,脑袋里思绪万千,不知道先写哪段。我爱人说,你就吹吧。儿子也跟着他妈妈学了一句,你就吹吧。

  我爱人是我同事的妹妹,我同事快五十岁了,跟他妹妹长得像一对父女。据我同事说,他有这个妹妹,完全是他父母私生活的一场事故,当时他已经读中学,看到人过中年的母亲再次大起肚子来时,他感到很难为情。他母亲跟他解释过,说曾经去医院流产,听一同做B超的产妇聊起做人流的痛苦,她吓得落荒而逃。她只能这么安慰自己,说这是老天的安排,让她中年得子,得之不易的生命要更加珍惜。所有这些,我同事说,他听了都臊得慌。

  我跟我爱人认识,缘于她哥哥请客吃饭。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那个老不正经的小舅子说,哦,你们年龄相当,看着也般配,可以考虑找对象。我爱人响亮地拍了她哥哥手臂一个“耳光”,自己的脸却红了起来。

  我后来一本正经地跟我同事谈论跟他妹妹找对象的事,他又严肃了起来,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啊,你要考虑清楚,一旦你们反目,会殃及我跟你的关系。我说,考虑清楚了,只要你同意,我立马开始追求。

  一切顺风顺水,我给她写了很多情书,之后我们领了结婚证,办了酒席,过了两年又有了孩子。我小舅子后来跟我说,他后悔了,当初就不应该把他妹妹带出来,是他改变了他妹妹的生命轨迹,一个人这么严重地影响了另一个人,而且是自己的亲人,他总觉得寝食难安。我说,去,是我改变的好不好。他又叮嘱我,好好对待他妹妹,不是碰到我,他妹妹完全有可能嫁一个很体面的人,过一种豪华的生活。我说,这也是的,现在做记者太没前途了,累得跟狗一样,还只拿这么几块工资。他说,你知道愧疚就好。

  那天,我“吭哧吭哧”地伏案写了很久,只写了两张半,有很多内容只在我脑子里盘旋,却落不到笔下来。第三张打印纸上的字写得特别大,看上去像斗笠,显得特别滑稽。我写到了接下去的打算,觉得跟写单位的年终总结差不多。对未来要展开畅想,我心里想的那些话一句都出不来。单位年终总结里的那些口号,我觉得写上去是对田老的极端不尊重。我只能说,已经很久没这样给别人写信了,这种感觉既亲切又陌生,但最终觉得还是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我盼望着他回信。

  我把三张打印纸折了起来,我爱人走过来问,是不是要找信封和邮票了。我说是啊。她说,这个家里真没有了,只能去邮局买了。我收拾了桌子,把那几张打印纸藏在了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我说,家里待了很久了,出去走走吧。

  关门前,我爱人问我,你知道寄信地址吗?我愣了一下,是啊,田老的家里我是去过,只记得那个小区叫花园新村,他们的房子在一条人工运河的边上,具体是几幢几号就记不得了。我打了个电话给鲁班,他说他也不知道,让我直接打电话给田老。我说田老电话里听不清楚,所以才叫我写信的。鲁班说,他老婆不在家吗?我说不知道。

  我其实有点不太乐意打这个电话,如果田老的老婆接电话,她可能会有想法,总觉得我们这么多年没联系了,突然要写信给田老,背后会不会藏着什么目的?无缘无故地跟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联系,又突然找上门,套些近乎,换了我也会有想法的。

  鲁班后来说,他去想办法。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什么时候能要来这个地址,同在一个城市,问一个地址总不会复杂到哪里去,何况是一个小城市。鲁班工作的地方到田老家里,走走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我和我爱人带着儿子去了西湖,西湖是省城的标志。在我们眼里,它普通得跟家门口的大池塘没什么区别,但因为名声太响,很多人千里迢迢地赶来,为的就是在这个大池塘旁边拍个照,好像在被称为天堂的景点旁拍个照,自己的模样也会跟着美起来似的。

  我跟我爱人说,我们在断桥边拍个照吧。我爱人白了我一眼说,你俗不俗啊。我说,不是为了演许仙白娘子,是为了给田老寄张照片过去。我爱人说,那你跟儿子一起拍吧,我就不拍了,我跟田老又不熟。我想想也对,自从田老让我帮他搜“人体美”照片后,把我爱人拍下来寄过去,我也一直有抵触心理。

  我爱人当摄影师,用我的手机给我们父子拍了几张照片,她把手机递还给我说,你有短消息。我打开一看,是鲁班发来了田老的地址。

  我们在西湖边找了一家景点照相馆,想把刚才拍的照片打印出来。老板一看我们是自己拍的照片,仿佛抢了他的生意。他说,要洗照片只能让他们拍,他们不洗自己拍的照片。我说,不洗拉倒,我们找别的地方洗去。

  出了照相馆,我不得不承认,在大街上找一家照相馆真的不容易。数码技术兴起之后,听说百年老店柯达胶卷也倒闭了,很多照相馆都开始另谋生路,仅有的照相馆也只拍拍证件照,弄点写真之类,勉强维持生计。

  我跟我爱人说,时代变了,找个照相馆比找个博物馆还难啊。我爱人笑了笑说,你要寄的信,不是同一回事吗?我说,是啊,记得第一次给人发电子邮件的时候,我刚刚轻轻一点,那头就立刻收到了,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那速度比千里马还快呀。

  我爱人看着我傻乎乎的样子说,你就喜欢停留在古老的生活方式,你没发觉你跟年纪比你大的人特别处得来吗?我想了想,她说的是对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怀旧,这些年老是去曾经待过的地方走一走,人生似乎一直在这种不断的温习中向前走着。对于新事物,一开始,我总抱着本能的排斥,我在朋友中最晚一个开博客,等我开了博客,发现大家都热衷于玩微博了,等我开了微博,大家又把阵地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我总比别人慢一拍,这种快速新陈代谢的方式,让我觉得生活总是太赶,快——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我说,找不到照相馆那怎么办?要么去复印店碰碰运气?

  我们进了一家复印店,老板跟我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打印照片的,只是照相纸用完了,现在没法打印了。我说,不用照相纸,就用厚一点的纸张打印出来好了。他看了看我说,那样打印出来又不是照片。我说没关系的。他就拿了一种封面纸给我看,说就这么厚了。我看也没看就说行。他说,彩色打印有点贵的,要四块钱一张。我又看也没看就说行。

  打印好照片,我们去了南山路上的邮局,艳阳高照,窗口说要关门了。我说,麻烦通融一下,我买个信封和邮票,寄一封信。窗口穿绿衣服女人脸色有点发绿,她不耐烦地问,寄挂号还是平邮。我扬了扬手中的信说,就普通的信。她从窗口扔出了一个信封,又撕下一块八毛钱的邮票。我好奇地问,现在寄信需要一块八毛钱邮票了吗?她瞟了一眼我手中的信说,你那么多纸,份量肯定超了,邮票不多贴点,要退回来的。我说,多少算超重?她彻底不耐烦了,一把抢过我手中的信,连着那个信封往电子秤上一摔,翻了翻白眼说,我会骗你吗?你手上多少份量,我看一眼就知道。

  我乖乖地贴了邮票,邮局还用二十年前的浆糊,刷浆糊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变质米饭的味道。我把那封信塞进了那个刷满绿漆的邮筒,我爱人在旁边说,现在寄一封信代价太大,除了赔精力,还得看脸色。我无奈地笑笑,儿子却吵着要挣脱他妈妈的怀抱,他下到地上,抱住那个对他来说像擎天柱一样高的邮筒,快乐得不肯离去。

  寄出那封信以后,我仿佛放下了一桩心事,日子又开始像火车轮子一样滚滚往前。直到有一天,报社的门卫叫住我,说有一封我的信,我才突然记起来,半个月前给田老写过一封信。只是那天收到的那封信并不是田老写来的,而是一个热心的市民写来的,他大约经常看我写的新闻稿,写信来向我爆料,让我去他们那里曝光一家电镀厂,说污染已经让他们那里很多人生癌了。结尾处,他用加粗的黑笔写道:救命,还有三个木棍似的惊叹号。

  放下那封信后,我惦记起田老来。我给他家里打了电话,这回的电话彩铃是一个男歌手的歌,我猜测会不会田老的老婆来接电话,电话接通了,果然是个女人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说,是彭娜老师吧?她很惊讶,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报社的三七,曾经采访过田老。她在电话里拉长了声音,“哦——”了一声,仿佛经过长时间的搜索,想起了我。我听到田老在旁边问她是谁打电话来,她说是报社的三七,田老竟然听清楚了。我至今也很诧异,田老的老婆对田老说话声音也不大,她的嗓音也不尖,只要她说话,田老好像每句都能听出个大概来。

  我说,半个月前我给田老写了一封信,他收到了吗?田老的老婆表示不知情,她转头问田老,三七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田老很明确地说,没有啊,什么时候寄出的?我听到田老的老婆说,半个月前。田老嗓门大了起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我连忙在电话里说,没关系的,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田老上次让我给他写封信,讲讲近况,我就啰啰嗦嗦地写了一封,可能寄丢了。实在不行,我到时候再寄一封。田老的老婆说,你别去听他的,你们工作忙,又不像他,整日闲在家没事。她紧接着又在电话那边抱怨田老,说人家工作那么忙,你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人家。我说,没事的,这么多年了,我也惦记他老人家,他身体好吗?

  田老的老婆说,一切都挺好的,你工作忙,真的别为他的事操心了。后来我听到田老接过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三七,娜娜说得对,如果你工作忙,就不要给我写信了,我上次也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你真的放心上了,我抽时间给你写信。你们打电话来,我也听不清楚,只能这样自说自话了,就这样啊,代我问候你家人。

  挂了电话后,我感到很气愤,邮局现在都是些什么人在送信!我去了寄信的那个邮局,要求查询我的信。我说半个月过去了,寄出的信还没收到,走走都该走到了。窗口的服务员轻描淡写地说,不是挂号信没法查的。我一下子来气了,说这不是邮局的本职工作吗?服务员又添了一句,平信是没法保证的。

  我说,这是信啊,没有电话、电脑的时候,不都是寄信的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你们小时候没学过课文吗?现在怎么能这么没有责任心?服务员开始充耳不闻,装出一副很忙碌的样子。我忍无可忍,“啪”地一声把记者证拍在了窗口的大理石柜台上,我想那架势跟军人掏抢耍狠一个模样。

  亮出记者证后,里面的绿衣服们慌作一团,最后他们的值班经理出来了。她五十岁上下,长得很和蔼,出来前脸颊已经火烧一般。她很诚恳,说平信寄丢确实时有发生,因为随着物流行业的兴起,邮政投递行业已经风光不再,以前把这个职业引以为豪的老员工都慢慢地退出了投递行业,现在新雇的投递员职业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把信塞到楼梯,没交到收信人手里就走了,也有个别甚至找不到地址,就把信扔了,他们也在查这样的投递员,一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她还说,他们也主张贵重、紧急的信件尽量用挂号信,挂号信可以倒查每一个环节,谁那里出错都可以被查出来。

  我说那怎么办,我那封信是找不到了?她关切地问我,那封信要紧吗?是不是耽误了你重要的信息?我没好气地说,不重要谁现在还写信?她为难了一阵,说要么我说个价,她私人赔偿我损失,我只好放弃了争执。

  之后,我又给田老写了一封信,把去邮局闹的事说了一通,为了防止收不到,白忙活一场,只写了一张打印纸。这次我故意寄了平信,还是南山路上的邮局,窗口里面有几双眼睛都认识我,但她们都装作不认识,我当着她们的面慢悠悠地封信口,贴邮票,然后若无其事地把信塞进邮筒,我听到空荡荡的邮筒里传出信件落地的“哐当”声,才慢慢地踱步出了邮局。

  三天后,田老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信已经收到了,他觉得难为我了,为了迁就他一个老人家,还让我用这么古老的方式交流。几天后,他给我回了封信,是用挂号信寄来的,里面除了洋洋洒洒的文字以外,还有一大堆照片,照片很精彩,有一张是前几年他骑电瓶车买菜时拍的,他在照片背后都注了文字,说那时还有一颗四十岁的心,电瓶车开到三十多码,从九十三岁开始,就彻底不骑了。有一张是他趴在画室的那张老桌子上打盹,背后的文字这么写着:白天要神游三回,仿佛又回到婴儿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朦胧中度过,一到了晚上,尤其是子时一过,就再也没有觉了。

  他在信中说,这些照片都是他老婆给他拍的,这几年,她拍照的水平日益精进,给他拍下了海量的照片,其中他选好了百年后的照片,已经叮嘱了他老婆,在葬礼上一定要用。

  我们一来一往,在接下去的三年里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信,其中有些信在寄的过程中丢失了,有些信转辗了一些地方,耗去了一些时间,又各自找到了收信人。我似乎重新喜欢上了这种交流的方式,满腔热情通过书信寄出,直到几天后才收到回音,仿佛在一个山头朝幽谷里喊话,那种缓慢的回声让时间安静了下来。

  电脑、互联网刚出现的那会,曾经有人大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时候我还觉察不到,等这种变化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才意识到它是多么的汹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一股急流里,匆忙地向前赶。我很庆幸,还有田老能让我慢下来,重新回归到从前的生活。

  田老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跟我谈到了死亡,他说活得太久其实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走了以后,他对另一个世界早已充满了向往。他还说,其实他也能感觉出来,他老婆嫁给他的时候,至少是没有考虑到他还能活这么久的。一个女人的青春是很宝贵的,活着活着她也步入了中年,当初结婚的念头还是草率了些,毕竟两个人的年纪相差太多了。

  田老在信中说,现在他老婆越来越依赖他了,希望他能活得尽可能的长寿,但人的寿命就那么多,他已经属于凤毛麟角,再下去,终究是要先她而去的。他前几年还带着她去上海走走,让她多认识一些人。

  剩下的话,田老没有在信中说出来,我想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田老过世的时候,整整一百岁,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追悼会很简朴,除了彭娜娘家的亲人,还有一些田老生前的朋友。鲁班跟我说,他看着田老走的,走得很安详。这几乎是每一个寿终正寝的人过世后,亲朋好友间约定俗成的话,像句虚假的客套话,但这次不一样,我对鲁班的话深信不疑。田老走了,我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在他那个时代里,我们对远方是有距离的,所有未知是可以寻找的,思念也无时不刻在发生着,衍变成了乡愁、爱情等等。而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有一瞬间,我觉得眼前这个朴素简单的葬礼变得盛大而沉重起来。

  追悼会上,彭娜一身黑衣,全程都没哭。从殡仪馆回来后,彭娜按照田老生前的遗愿,捧着骨灰盒到了他们家旁边的那条江。她说,本来田老打算树葬的,也就是把骨灰盒埋在一棵樟树底下,临终前他又改了主意,说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那条江里,撒得一点都不要剩下。骨灰必须得拌着玫瑰花瓣,由彭娜亲手撒。

  我看到彭娜一把一把地抓起骨灰,慢慢地撒向江里,旁边是她的弟弟,捧着田老的遗像,那张照片上田老戴着鸭舌帽,眼睛被帽檐遮住了,只露出了半副眼镜框,但能感觉到有一股目光正安详地看着远方。

  送完田老最后一程,彭娜把一叠厚厚的信件交到了我手里,她说是田老生前交代的,这些信件很宝贵,他不忍心和他的遗体放在一起,一把火都烧了。我接过来一看,发现都是我写给他的信,每一封信上都编了编号,封口整整齐齐,是用剪刀剪过的。

  我回到省城后,以为再也不会有田老的消息了。后来,鲁班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彭娜把田老生前的所有房产都卖了,连衣物都送人了,她还把田老年轻时的照片送给了他。鲁班问她为什么,彭娜说她要移民去国外了。鲁班很纳闷,接过照片的时候,他说,你自己留一张吧。彭娜随手抽走了一张,一转身就掉眼泪了。

  鲁班跟我说,他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为什么彭娜要把田老年轻时的照片也送人,这些照片多珍贵呀,比现在电影荧幕上的明星帅多了。我说,这可能是跟过去告别。

  再后来,我收到了一封国外寄来的信,从信封上的邮票来看,好像是从埃及寄来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赫然在目。我拆开那封信,是彭娜写的,她写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开头,意思是突然给我写这封信,这种唐突和冒昧让她觉得很过意不去。之后她切入了正题,说我是田老生命最后的历程中交流最多的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她,而基于这种原因她觉得非常有必要跟我写这封信。

  她说了移民的各种理由,除了雾霾,食品安全,人情世故等等大众的理由以外,有一条是这么写的:田老师没了以后,我试着到别的地方去生活。离开共同生活的那个城市后,我回过娘家,感觉已经不再属于那个家了,连母亲的关怀都感到了陌生;我也去过上海,到处都是与他两个人的回忆,站在这么繁华的大都市里,我却沉湎于一个已经走远的背影,那种巨大的孤独感让我浑身颤栗;我后来又去了大西北,以为距离能让我安静下来,但他活着的时候说过,希望带着我一起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哎,这个愿望最终因为他年事已高,也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我发现他的影子遍布了幅员辽阔的祖国,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南山路上的邮局门口,发现那里还有一个投币的公用电话亭。电话凌乱地挂在那里,电话线上结了一层浅褐色的锈,大概已经很久没人去用它了,我很奇怪市政公司为什么不把它拆了?更奇怪的是这个电话亭显然在那里很久了,我多次经过邮局门口,却一直没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在那个废弃的电话亭旁站了很久,盯着电话听筒出神,陷入到了一种虚无的情境中,再后来我被一股奇怪的感觉牵引住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把那个笨重的黄色电话听筒摘了下来,放在耳朵旁边,跟想象中一样,没有任何声音。

  它仿佛死了。

  我又把电话挂了回去,一转头又看到了那只刷着绿色油漆的信筒,它像个陌生人一样突然矗立在我跟前,我无所适从地摸了摸信封上的地址,思忖着,是不是该给她回封信?

  2015年7月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