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白菜网注册领体验金,最新2020年平台送彩金,白菜注册送网址大全2020

祁媛:我准备不发疯
来源:最新2020年平台送彩金文学院 | 时间:2017年11月29日

  文/祁媛

  

  母亲疯了,别人不一定都知道,我知道。

  你还好吧?没有被他们抓走吧……那些隐形人一天到晚跟着我,偷听,窥视,他们知道我还有一个女儿,就决定对你下毒手了,你在哪?怎么不说话啊!”

  我已困倦,不免烦躁:“妈妈,你没事吧?”话音未落,母亲反而挂掉了电话,十分钟后,电话又响起,这次她的声音更低沉了,略带哭腔:“喂,你是我的女儿吗?”

  她接着说:“我有两个女儿,你是哪一个啊?”我困极,说随便吧,哪个都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你的妹妹啊,刚才她还在我这里吃了水煮毛豆,昨天买的,下雨了,卖不掉,降价,我买了六斤,很新鲜、很好吃的,可转眼她就走丢了,你见到她了吗?你怎么会没见到呢?要是在街上碰见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你要过去帮她,她是你妹妹……我知道你妹妹在哪了,她被那些隐身人抓走了,关在一个黑屋里,我耳朵有声音,她在喊救命,你快去救救她呀……”

  我有些害怕了,夜深人静,这样的话让我惊心,母亲仍在电话里不住地说着,语调却忽然变了,低沉而平静:

  “我其实是个数学家,没人知道我的才能,说出来他们会打死我,可我是数学家,我在裁衣服时心里有一个透亮的太阳,我精打细算,针线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我知道每件衣服有多少针眼,多少线头,多少改动,几寸,几厘米,几毫米,没人信的,连你也不相信,可你的数学怎么就没有继承我呢。也怪我,太忙,没时间教你,你就荒废了。我也伤心,后来一想,也好,不要做数学家,一件衣服能赚多少钱呢,会有陈景润那样的工资吗,不过陈景润也穷,你看他瘦的,像整天吃不饱饭。”

  “……知道现在有一种高科技吗,在你肩膀上拍一下,就会把精气吸走,你会迅速老掉,而对方就变得永远年轻,所以,你出门的时候最好小心一点,当然,最好不要出门。”我说我不能不上班啊,她说:“嗯……班还是要上的,但不要出门。”

  我挂了电话,关了手机,躺下来,望着黑暗里的天花板,流下了眼泪。

  

  如果不是陈杰,我想自己是很难度过这个难关的。最近做的梦很乱,而且都是“反的梦”,里面有一个场景:陈杰冷笑着,一句话没说,转身向黑暗里走去。梦醒后,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越想越不安,于是决定下床梳洗,做早点,以此割裂开那个梦的影子。当我打开iPad,浏览了一下新闻之后,我又渐渐回到现实来了。

  我不知道陈杰是否真的爱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并不期许那飘忽游弋的爱真的可以持久。初春了,我会在外面偷偷摘下几枝梅花和桃花来,插在玻璃瓶里,端详些许时候,然后缓缓地轻轻地就近闻它们的清香。虽然这是我自小以来的习惯了,或是说成为少女以来的习惯,但我几乎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像新发现似地感到第一次领略了初春花朵的芬芳,那是何等嫩弱又明晰的清香啊,那分明是一种处在孤独状态或孤独空间里面的清香,稍离远点,半尺之遥,香味就闻不到了,花就不再是香的花了。然而,在之后的一个礼拜里,那种嫩香渐次变老,变浊,变重,变得面目皆非,它背叛了几天前的它;或是相反,几天前的它离它而去。我能期待最初的嫩弱的,清柔的“气质”持久和不变吗,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我们并不经常见面,他的电话也不多,隔几天一个。说来有些好笑,我呢,每次电话响了,一看是他的,便高兴了,觉得生活并非不堪,转瞬间又觉得自己像在旁观自己的“高兴”——我毕竟不再是少女了,虽然依旧羸弱、情感上并非那么“嫩”了。大多数少女的初恋我想都是在幻想中消磨掉的,爱的“清香”多半没有真实对象,也许我想多了,因为我不得不承认陈杰的电话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每次他打电话来,不管在干什么,我都会立刻放下,跑出去见他。

  然而他每次跟我做爱的时候都要戴套套,即使是在我安全期的时候。我说,不用戴了,今天我是安全的。他看了我一眼,又把套套戴上了。我想他可能是不信任我,怕我骗他,故意说错安全期,然后让自己怀孕,逼他结婚。我真想说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爱他,所以不想占有他,因为占有总是要有个终结的;而那个终结,没有一个是好果子,我怕吞食苦果。可是爱情麻烦就麻烦在让人不断地产生占有的欲望,占有无望,苦果就在那里等着了。

  每次见面后,他开车把我送回,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望着那逐渐消失的车影,我才发现自己是一直没动地站在那里,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孤零,甚至是卑微的,就像路边的垃圾桶,它天天立在那里,只有在扔垃圾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短暂存在。

  

  母亲住进了精神病院。此后,我每月底都从杭州来西镇看望母亲,给她带一些零食,钱,日用品什么的。这段路不算太长,一小时火车,一小时小巴,再换乘九十八路公交车,走一段老巷子路,就到了。

  西镇原来是个安静的小镇,生活是慢悠悠的,什么都慢。妇女们白天夜晚都穿着睡衣出来嗑瓜子,轧马路。男人搓麻将,喝老酒,路边撒尿;醉了就站在马路上骂人,说脏话。

  每家每户都过着一样的日子,人们把大头菜切片晒干,腌着吃。萝卜呢,也是切片晒干腌着吃,此外还腌各种酸菜,做肉粑粑、糖糕和艾草团。我深深感到,食物的多样和精致,必须要时间的悠闲作为前提,忙匆匆,急乎乎,不行。你看大城市,哪有什么美食呢,麦当劳,肯德基,还有什么呢,哦,还有无耻的披萨。这小镇的女人们用新鲜的菱角蒸饭,甜糯清香。菱角刚买回来时呈嫩绿色,含少许粉晕,如少女的胴体;老菱角则黑粗,两头尖,水牛角一样。时令的菱角是温和的,形态多样而造型暧昧。她们把菱角一只只剥开,奶白色的嫩肉就豁然而无奈地露出来了,一口下去,乳汁溢出嘴角。秋天了,她们蒸河蟹,盐焗虾,将毛豆和自家腌的雪菜掺在一起炒,香味飘出门窗,漫向四邻。冬季人们会做笋干炖肉,放很多酱油,炖好之后那些肉块显出沉郁粘稠的暗褐色,配上老酒,很快就醉了。

  与小镇的慢形成对照的是,年轻人谈对象的速度惊人,通常不出一个月,双方父母就见面、寒暄、吃饭,再两个月,磕头,婚宴,洞房,娃娃就呱呱落地了。

  后来,西镇变了,它被包装成一个旅游盛地,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安静的小镇了。每到周末,大批的男人开车带着不同的大屁股小屁股女人拥到小镇喝酒吃饭,共度春宵。原先用来洗衣淘米的河面上,泛着那些男女游客们完事之后洗澡时冲下来的油腻腻的皮屑和肥皂泡。泡泡们簇拥着河里的垃圾,在水面上轻轻浮游,时缓时急,时而与别的泡沫会合,时而被水流或垃圾阻断而破裂了,像是生命的细胞在不断裂变着。

  我睡在西镇母亲的房间里,再次失眠了。隔壁房间的声音又轰然传来,那里已被邻居改成一间旅社,春桃旅社。墙的隔音不好,几乎每晚我都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各种声音,简直就是现场直播。男人的奋力咳嗽声,咳咳咳,好像要把地板咳塌,把墙咳倒,浓痰成团成团地像是咕咾肉似地粘在他的肺里;打牌时的大声叫骂声,砸椅子腿,放浪的和窃窃淫荡的笑声此起彼伏,终于是冲澡的哗啦啦的水声了,这样就接近就寝了,终于可以安静了。没想到歌声又浪浪起来,什么“桃花盛开的地方……”,“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长江,你源自哪里……”。这帮傻逼中老年,我扯了点纸巾,卷成小团塞入耳中。好了,这么好的办法,怎么开始就没想到,唉,人总不是一下子就聪明的,我倒是真的殷切希望隔壁的人一下子就睡死过去,可是这帮人身体太好,而我的神经系统太弱,不公平!

  呼噜声又穿过薄墙和耳中的纸巾,震荡着我的耳膜,是梦话的声音,女人的叫床声,这些不同的声音交杂汇聚过来,使我苦不堪言,时而还有点兴奋,越想蒙头睡越是变得清醒无比。隔壁的人声又传来了,夜深人静,我听得真切,都是梦话,奇怪的是那个说梦话的开始是一个人,接着多了一个人,又多了一个人,我贴墙细听,那个“对话”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人……”,“你想害我……我是谁,你问问你妈……”,“你找死呐……”,“什么代表,代表婊子……”,“钱要藏好……不能乱说……我的舞姿还是很美的……”……

  这种梦话每夜都不同,我还怎么睡?!只好爬起来抽烟。有酒吗?我环视了一下,倒是有几个空酒瓶,我拿起来闻闻瓶口,是醋味,可怜的妈妈。父亲死了多年,母亲再婚又离婚,现住在外公外婆家。时间久了,外公开始烦她,觉得嫁出去的女儿老住在家里不像样,彼此分开吃饭,母亲再次落单,几乎是自己在屋里打发掉一天的全部时光。她不幸,我理解的,想到在这些年漫长的日子里,她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母亲房间杂乱不堪,到处堆满了无用的东西。她什么都不舍得扔,塑料袋,药膏包装盒,一次性饭盒和筷子,牙膏皮,断了许多齿的梳子,空酱油瓶,发霉的蚊香,缸里腐坏发黑的酱菜,油腻的粉饼盒,断裂的从来不用的口红;洗漱池旁挂着十来条脏毛巾,碎了的镜子依旧端正地挂在墙上。打开衣橱,霉味撞来,十几年前已经霉坏的衣服还挂在衣橱里;那件白衬衫上的霉斑隐然入目,尸斑一样,又像传染的皮肤病。我没想到母亲有这么多双高跟鞋,二三十双吧,但每双都已破败不堪,堆在布满蜘蛛网的黑暗床底。鞋容易让人想到脚,我想到母亲的脚是好看的,小巧白皙,而今都败落了。

  

  我至今仍说不出喜欢陈杰的原因。论长相,他乏善可陈,也没什么钱,不过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的一个小画展上。全是美女图,衣着都是那种淑女长裙子,美女们要么在梳头,要么在抛媚眼,要么在小河边洗脚,要么懒在草地上长卧不起,矫揉造作,搔首弄姿,是我讨厌的那种类型画,没怎么看就想拔脚走人。领我来的女友说别急啊,总要和画家搭讪一下吧,况且我喜欢这些画啊。我只好忍下性子,又陪她转了转。角落里有两张风景,画的是空荡的草原,倒是比那些美女图略顺眼些。

  终于瞅准了空子,女友上前对画家说,哎呀你的人物画得都太好了,像真的似的。他听了便露出标准的礼节性的微笑,这种微笑是专门为这种场合设计的,又经历时间的打磨,所以轻松自如不费劲。我心不在焉,说:“我看还是那两张风景好一些。”然后急着要走,画家听了,问:“你也画吗?”我说不画不画,他反倒话多起来,说不对啊,看上去你是懂点画的。我又重复了自己对于此道的无知,他说你懂的。

  我几乎烦他了,哪有这么自以为是又强加于人的,本想说他两句,还是强忍住了,这回轮到我的脸上挤出他的那种“标准的礼节性的微笑”,我想我的这种微笑一定更造作,难看死了,不过倒也明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好了,好了,我要走了。心里这样想,脸上那样笑,于是也正眼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我事后认为,我栽就载在那一眼上:他的眼神有些不同,居然是诚恳的。

  我去了陈杰的工作室,其实也就是他学校里一间废弃的道具室。脏乱不堪,废弃的画框,画架,残破的石膏像,人体雕塑等杂物,比比皆是。那是下午,阳光很好,炙热地穿过玻璃窗,投射在那些残破的石膏像和人体雕塑的身上,使它们有了影子。

  他坐在躺椅上,懒洋洋地把脚搁在画架上抽烟,面前摆的几盆植物早已枯死,跟他一样,死相一具。我说你的画和人是分裂的。你画的美女俗气,你人似乎还好,至少你知道自己的画俗气,可以旁观它。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窘,让我觉得好玩,一个大男人的窘无疑是他最真实的时刻,我于是对他的好感多了一层。

  他问喝咖啡吗,我说不喝,怕晚上睡不着。他说那就喝点柠檬水吧,我有很好的柠檬,我来榨汁给你喝。榨汁机是全新的,随着榨汁机的粗糙的隆隆杂声,清淡微酸的柠檬汁味就轻盈地飘了过来。喝了一口,不错,于是脱口说,真好。

  阳光从窗子照进来,沐浴着画室里那些石膏像和石膏头骨,也照在那些我不喜欢的画上,它们似乎有了活力,生动起来,好像有什么不明的生命体在微微地颤动。我盯着那些石膏头骨,心想这是从什么人的头骨上翻制下来的呢?那些人活着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待在这里,望着前方,供人揣摩,而且,这些人的妈妈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的命运是这样的话,其心情就不堪设想了;还有晚上,天黑了,我想这些头骨是可怕的,我是不敢把这样的东西放在自己屋里的,哪怕隔壁的邻居屋里有这样的头骨,也不行。

  陈杰这时拿出来一些纸上作品给我看。嗯,这是些另类的东西,画日常,画想象,还画一些花卉静物,颜色和造型都很清淡怪异,泪珠晶莹面色阴柔的水仙花,女人嫩寒的玉腿自枯萎的花丛苏醒过来,夜空里逆光的树枝银亮成晕,夜行人的影子蔓延开来之后便向天际伸展而去,暗示着生命的消失。我分明感到了他画里的阴郁和真挚,我说这些画比画展上的好多了,他又那样窘窘地笑了,好像自己的一个冤案被我及时平反。我说为什么不把这些画拿去展呢,他听了,轻声叹了一叹。

  我怎么能忘记那个下午呢,他突然说我来画你吧,于是在画板上铺开纸,懒洋洋地看了我一眼,手执炭笔,悉悉索索地就画开了。他看我的眼神竟是那样直勾勾,我的心好像紧张起来。他一边画一边说,你的鼻子真好看,你的眼睛好像掩饰着忧郁,你很骄傲吧。我说你在画我还是给我看相算命啊。

  他画完后拿给我看。纸上的我很年轻,微微抬头,典雅而倔强的样子,神态酷似父亲当年在小公园里给我拍的一张照片,那时我不到十五岁吧。我凝视片刻,没说话,把画递还给了他。然后,他忽然亲了我。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来往。某些傍晚,我们坐在一起,看着窗外的雨色,芭蕉湿亮,远林灰蓝,时间宁静而缓慢,我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他。雨还在下,不知怎的,我伤感了,我知道这是好时候,也知道好时候总会过去的。

  陈杰画得开心的时候,会喝点酒,可他酒量真不怎么样。他也会自找藉口,说,没有好酒,是不会开怀的,否则就沦为酒徒了。饮酒时他的眼睛亮亮的,性情既显,全不像画那些俗气美女画的人;我就逗他,挖苦他,他说我就喜欢你的直率,可以和你说实话。有一次酒后(他照旧喝得不多),轻掂着我的手,斟酌片刻,还是说了,“不要结婚,不要孩子,不要家庭”,停了一会,他又说,“我知道这样说很残酷,你们女人过不了这一关,但我这是实话。”

  那天酒后他跳起舞来,他的舞呀,使我肚子笑痛了很久。哪有人这么跳舞的,毫无乐感不说,舞姿可怕不说,动作粗蠢不说,问题是他还自鸣得意,肆无忌惮,完全瞎跳,一边跳一边喘,一边喘还一边笑,后来还把我拉了过去,双双疯跳起来。我的舞感当然好多了,无奈的是,气场却被他的“疯跳”完全左右,弄得我居然也进入了他的节奏和“乐感”里去,节奏寸断,像初学者一样。我曾为之自豪的资深舞龄因而烟消云散,他见此状更加得意嚣张。我们跳了很久,直到跳得彼此都累倒趴下。

  

  西镇第七人民医院,简称七院,是西镇人人都知道的精神病院。西镇人骂人,就说,“你是七院出来的吧!”自母亲住进七院之后,听到这话,总像是在说我,我即讪讪闪过,有一种秘密被窥视的不安。

  小巴上那个肥售票员对每位上来的乘客都厉声嚷嚷:“你,你,说你呢,聋啊,坐那边去”,“还有你,那不是有空位嘛,还杵着干吗?”这个肥售票员俨然是一位皇后,司机是皇帝,你的坐和站,坐在哪站在哪,似乎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司机喇叭乱摁,车乱停,只要高兴,随便放人上来。当那些出门的农民满头大汗地挑着担子赶着鸡鸭鹅猪涌上车来的时候,我即刻被夹在中间,燠热、腥臊的气味包围上来,弄得我昏昏欲睡,随之又无奈地变得更加敏感,对那些臭味悉数领受细细分辨,烦恼不堪。皇后仍在呵斥,我坐立不安了,直想变成那些活蹦乱跳的鸡鸭鹅猪,至少在此时,它们比我要自在得多。

  走进七院的病房,多半会碰到那位年轻的、笑眯眯的主治医生,她一身白大褂,马尾辫,真有些白衣天使的味道。据说她在西镇有不少追慕者,而我每次看到她的笑,鸡皮疙瘩都会即时竖起。记得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当她得知我是病人的家属时,立即不耐烦起来,语气尖厉粗暴,电话呱的一声就挂掉了。我当时愣住了,心想母亲住院是经她的手,至今不过数月,怎么就变了脸呢。

  那天,她问过母亲病情后,说要马上住院,必须住院,然后指挥着另外两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走到母亲跟前,一边一个,把母亲像犯人一样从车上拖了下来,架进了住院部的铁门。那两个女护士一脸横肉,怎么看都像两个悍妇,她俩把母亲往床上一摁,手脚一捆,母亲便呈大字状被绑在床上了。白衣天使在旁微笑说,把她的高跟鞋也脱了,于是母亲的高跟鞋迅速被扔到床底下。白衣天使表示满意,继续指指点点,很快,母亲的手表和戒指被卸下递了过来,我赶忙伸手接住,正欲存入包里,眨眼间,母亲红色羽绒服的拉链也给拉了开来,裤带也抽掉了,两位悍妇摸遍母亲全身,好像还在寻找什么东西,这场景使我不由感到不是在医院,而是在看守所。现在,母亲已经像一尾剥了壳的大虾一样躺在床上了,她扭动着,好像知道自己即将被扔进滚烫的冒着烟的煎锅里似地,不停挣扎,嘴里发出啊啊啊的声音。白衣天使呵斥道:“喊什么,喊什么,再喊就把你嘴给堵住。”母亲的嘴立刻合拢,消了音,身体却仍在扭动,表情开始痛苦。

  外婆在旁老泪纵横,嘴在微微抖动着,不知是在可怜自己的女儿,还是在对自己的女儿遭到粗暴的对待而愤怒,可能两者都有。我则心绪混乱,束手无策,我们家的三个女人,老中青三代,此刻看上去都像蹩脚的哑剧演员,一起咿咿呀呀地,连句完整的句子也说不出。这时白衣天使对母亲说了,“老实了吧,老实了就好,只要你不闹,待会就松绑。”

  十分钟后母亲确实被松绑了。小病房里只剩下我们这一家老弱病残。母亲看医生护士都走了,骨碌一下从床上爬起,捶胸顿足地喊起来:“姆妈呀,你们心狠呐,又把我送到这种地方来呀,这传出去,我还怎么找人家呀,我还是要嫁人的呀,啊啊啊,呜呜呜。”接着又指着我说:“你呀,你呀你,你是不是我女儿呀,你不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感觉到那些护士用钳子在我的子宫里呱嗒了两下,我生了两个,双胞胎。你不是我女儿,你是我女儿的分身,你去把我女儿找回来呀,呜呜呜,啊啊啊。”

  看着母亲,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成了语言白痴,支吾半天,挤出一句:“我给你出去买笼包子吧。”虽然母亲还在伤心,但没忘交代一句:“醋要多。”

  我飞一样地冲出住院部的铁门,掠过白衣天使的办公室、两个垃圾堆和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一往直前,全神贯注。路人以为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不过是要去买一笼包子,但我估计自己的表情过于严肃,速度过快,结果无意中冲散了路边一对正在交合的野狗。它们愤怒异常,在我跑过去之后,狠狠穷追一气,狂吠不止。

  当我把包子递到母亲面前的时候,心情有些复杂,我不知道是在讨好她呢还是在打发她,或者别的什么。母亲三下五除二就吃光了包子,然后把筷子往吃过的打包盒上一插,挑起来向床边的垃圾桶一扔,蹬掉鞋子,仰卧在床,似乎接受了必须住院的这样一个现实,头无力地歪过来对我们说:“那么,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

  

  西镇回来,我没跟陈杰说我母亲的疯,只是说她病了,但我跟他说了另一个疯子。

  那天我正低头走路,忽然有人在背后和我打招呼。我回头看,是个老头,他眼睛却不看我,只闻得一身臭味,模样也有些可怕。可此人是谁呢,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这人疯疯癫癫从我身边掠过时,我渐渐想了起来。原来是他,是“疯老五”。记忆也怪,要么完全想不起来,要么一下子都想起来了。这个“都想起来了”的里面,还有“时间”,连人带时间一起拽了出来,十几年了,他老成了这样。那时他冬天也光个脚,常常口吐白沫,那是话多而生出的藻沫。他总在我们中学的门口游荡,一放学,就伺机跑上去摸女学生的胸。女生都怕他,讨厌他,躲着他,有时急了我们也捡路边的小石头打他。他被打着了也不生气,也不闹事,好像期待我们扔过来的石子似地,眼光闪闪地迎接和目送石子们飞来、击中、落地,又转过头来渴望着空中飞来的第二批石子,然后又笑嘻嘻乐滋滋地继续跟在我们身后。

  有个雨天,他忽然在学校门口讲演起来,口角泛着白沫,已经讲了一会了。我只注意到他的发型极其难看,旁边的人说是“列宁头”,我一时忘了列宁是谁了,问了旁边的一位大伯,换来的是一脸的鄙视。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串字:“连列宁都不知道,你还知道什么!唉,现在的中学生啊!”我没搭理他,继续欣赏疯老五的发型,心想如果是疯老五顶着这样的发型给我们讲述历史课的话,我可能会记住列宁是谁的。他的发型就是大半秃头,如果可以俯瞰的话,那发型会像个“月牙湾”,只是毛发剪得杂乱,狗啃似的,雨水一淋,反倒顺溜了。他讲的什么也听不明白,像是在和谁激烈辩论,黑格尔怎么说,费尔巴哈怎么说,而且还说出一串别的书名,我全忘了,也听不太懂,周围的人时而哄闹,时而取笑,但多半的时间是在呆呆地听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但是你们天天吃的是大鱼大肉,所以你们都是坏蛋,是革命的对象,什么?你没吃大鱼大肉,那你吃什么?吃鱼干?鱼干也是大鱼大肉,你才吃屎,你是反动派,列宁说,我们要像冬天那样对敌人冷酷无情,要横扫你们,要全无敌,你知道什么!你读过《国家与革命》吗!你是文盲,假革命,你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你才是傻逼呢,你看你的眼睛,你看过自己的眼睛吗,那是猪的眼睛,但是你不知道猪也是很聪明的,所以回民不吃猪肉,回民省出那么多猪肉给你们吃了,你们还打人,这是什么道理……”

  疯老五瘦小,每次挨打,都奄奄一息地趴在那里,模样很怂,但也有例外,就是如果别人骂他的爆粗口有“妈”字,疯老五会突然地目露凶光,挥拳奋力回击,结果他被打得更惨了。我见到过一次疯老五被摁在地上,双手颤抖,嘴里鼻腔流的血模糊了他的脸,此时他的血嘴还兀自念叨着:“妈的,骂我妈,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有天放学时天黑了,冬天很冷,我加快脚步想早点回家,猛见前面屋墙上贴着个黑影,吓了我一跳,凝神看,是疯老五,他正扒着一户人家的窗户专注地往里看。我也好奇,顺着往那窗里望了一眼,黄灿灿的灯光下,一家人吃着晚饭,平常的景象,有什么好看的呢,我转过头来看疯老五,发现他的眼里闪着泪花……他动衷了,当时我疑心疯老五没有真疯,是装的吧,然而再碰见时,他又恢复原来的老样子了。

  陈杰听了疯老五的故事后,眼睛亮亮的,似乎对疯子很有兴趣,说如果一个城市里的人全是疯子就好玩了,你说呢?

  我想起了母亲,什么也没说。

  他说:“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全疯了,一个国家的人全疯了,会是什么样儿?一定是很好玩的。最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疯人国里是没有疯的概念的,大家都疯,又相安无事,亲密合作,和谐无间。如果有外面的人来旅游探亲,在旁听在旁看,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全是疯子,怎么办?注意,这时绝不能把实情说出来,你得装着什么也没发现,觉得这里一切都好极了,要让疯子感到你们彼此一样,这样你就安全了,否则你很快就会被疯子弄死。”

  “事实上呢,疯子国管理得并不坏,特立独行,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发达国家。五香牛肉很便宜,披萨饼不仅是烤制的,而且有三层以上的肉馅。广场中心的喷泉其实就是五粮液,喷完了就换茅台,轮流喷,游客伸手一捧,就可以喝够,醉倒趴下后,还有疯子赶来在旁扇扇子,非常体贴。在大街上疯子经常即兴演讲,语言生动,灵感如泉,绝对没有套话,假话,大话,官话,都是很有创意的。房价稳定,KTV不仅免费,而且还有很容易中奖的点歌抽奖活动,工资也花不完,幸福指数永远‘爆表’,等等。”陈杰越讲越起劲,我说:“你就是疯子国的总统,终身制,怎么样?”他说好是好,就怕当不上啊,因为人家是直选,我怕不行,主要的硬伤是我自己不是疯子,人家不选我。我说:“人家能看出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就不是疯子了!”陈杰瞪了我一眼,说:“人家是疯子,可不是傻子,当然能看出我是异端,我会被追杀的。”

  “毕加索,马蒂斯,梵高,塞尚,培根,小弗洛伊德,这些绘画大师,其实都是濒临疯狂的边缘,所以画得才好,才深谙精髓,各领疯骚,独步当代。如果都像我这样,就完了,就是平常人了。”

  “真正的创作活动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产生伟大作品,一方面极度消耗体能,体格差点的就早死,过度消耗又没有及时返回自我的,就疯掉了。话说回来,什么是疯呢,病理上的定义是其一,其二就是人真正自由了,自由地回不到本我了,在这种状态下,出笔不凡,出语也不凡。”说到这,陈杰从旁边的抽屉拿出几幅画给我看,那是些彩铅和蜡笔素描,下笔狠,落色毒,想象野,确实难得一见,莫非是陈杰近作?问了,陈杰突然把脸凑过来,眼睛盯着我,“都是出自疯子之手,精神病医院里面的疯子画的,医院让我去教他们画画,说是艺术疗法,结果反而被他们给疗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我们边喝酒边胡说,不知不觉夜深了。我做了点夜宵,牛奶鸡蛋,然后在他工作室的破沙发上做爱。他一边吻着我,一边贴着我的耳朵说:“如果我是个疯子就好了,我几十亿的精子也就是几十亿的疯子,几十亿的天才。”我笑着说:“那世界就完蛋了!”

  

  现在,该说说我的朋友叶小雅了。

  我习惯抽“爱喜”牌女士香烟。这种烟细细长长的,拿在手里好看,烟味却淡,好像女人什么事都喜欢淡淡的,其实不一定,我有时就很想喝高度酒,抽浓烈烟,问题是和谁在一起。我抽烟就是叶小雅教的。

  想来也好笑,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浴室,大学附近,城乡结合部简陋甚至有些污秽的公共澡堂。女人入浴出浴,本是男人所梦寐以求的美景,而作为女人的我呢,说来“病态”,我也喜欢看美女,喜欢完美无瑕的女人,尽管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但这种心思不死。我不喜欢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里面的女人虽然多彩多姿,但显然被过度理想化了,假兮兮的“丰腴”不说,单就肤色的“白皙”,我看其实和石灰的“死白”无异,一点没有女人的生动和性感。毕加索说“美是危险的”,此话深得我心,他说得诚实,而诚实本身犹如裸体一样坦率动人。我对叶小雅的第一印象是她的臀部,一个丰满浑圆的臀部,丰腴,洁白,形美;我从未见过中国女人有这么好的屁股,她们一般都扁平,走形,除了功能性的存在之外,几乎没有审美可言,换句话说,在画家眼里,那类臀部属于“有就跟没有一样”。我本来觉得我的屁股也是很好的,一见到她的,不由看呆了,这是什么屁股,这是什么腰身,这是什么身材,讨厌!我的眼光继续上移,等到她转过身来,我呆了,完了,她的脸也是美的。

  不知怎的,我开始为她的安全担忧。这么美,在这么个肮脏污秽的破地方,是危险的,而且很危险。好像环境之所以为环境,就是为了摧毁美好的事物和人物的,我不知怎么会冒出这个念头,但它竟是那么的油然而生。她呢,可能也觉察到有一双眼睛在注意她,真正的美女对这类“眼光环境”是心知肚明又毫不在乎的,那么对这环境的危险感呢,也毫不在乎?她擦干身体,裹上浴巾,走了出去。

  我呢,跟着她,一直跟到树林,天色也开始暗了下来。她停下来,回过头望着我,宛然笑了,说:“还是你,怎么跟着我啊。”我不知怎么回答,心里想说“你真美”,可嘴里冒出的却是“对不起”。“对不起?”“嗯,你忘了什么吧,这是你的香烟。”我把她忘在柜子里的一包烟递给了她,她笑了笑,接了过去,说谢谢。月光下,她美得像天使。

  我们成了朋友。我朋友不多,她也是。我孤僻,她美丽,孤僻的美丽,我这样瞎想着,觉得里面好像真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似的。那天她忽然问我怎么会这么喜欢美女啊,我说不知道,她说可是她不喜欢,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我也不知道。小雅性格阴郁,话少,我阴郁,寡言。我说,国家应考虑建立这样的军队,全是美女,当快要打败的时候,美女大队在前沿阵地一亮,怎么样?停火了!永久性停火协议顺利签订,谁说的“不以兵屈人者,上”?以女退兵者,上上!小雅哈哈笑了,说我可真会扯,但美女们可就惨了。我说不要紧,美女都是身怀绝技的少林高手,专练踢裆。小雅这次乐得从床上滚落地下,笑岔了气,然后翻身打我,说“真讨厌,你嘴里怎么什么都敢说啊……”,然后就笑得出不了声了。纯粹出于被小雅的笑“传染”,我也乐了起来。这时小雅仰起了脸,唉,上面全是泪花了,她几乎是用一种哀求的声调对我说:“我真喜欢你。”那是我们少有的快乐。

  但小雅的阴郁让我常常不解。一个女人,出奇的美貌自是天赐,在商业社会里,占尽先机,享尽优势,阴郁什么呢?小雅没有工作,那是她不想工作、不愿工作?我不得不提到我本想可以回避的事实,就是小雅的思维状态是特别的,她的思想集中力似乎不太好,总是在漫游,什么事都难以引起她的专注。小雅不能算笨,但“漫游”让她显得无神,此外和别的女孩不同之处是,不怕黑。蜈蚣,蛇,蜘蛛,还有血这些一般女孩怕的东西,她也都毫无反应。有一次,她把蜈蚣放在自己手上细细把玩,蜈蚣竟也没有咬她。她还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养了两条蛇,一条是黑红花斑小蟒蛇,另一条是银环蛇,她给它们起名为“大乖乖”和“小乖乖”,所幸的是在小雅的屋里,那两条蛇真的很乖,全然是“宾至如归”,天哪,我想想都害怕。她常搂着蛇,任意让蛇缠着自己,还买小白鼠喂它们。望着蛇吞食着小白鼠,小雅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有天聊晚了,小雅留我过夜。想到那两条蛇,我害怕,小雅便把它们关在一个纸箱子里了。我说你平常睡觉时就把它们放在外面吗,她说是啊,我不怕的,有时它们和我一起睡呢,我听了又开始怕了。小雅猜中了我的心思,说,没事的,它们听我的。

  我和衣而卧,小雅几乎全裸,躺在我的身边。我并不习惯如此,更别说和一个光身子的女人了,可我好像很快觉得这是自然的了。黑暗中的香味使我想到了她馨香的肉体,我问她用的什么香水,她说她什么都没用。我的手碰到了小雅的乳房,她的乳头一下子就硬了,她笑盈盈地把我的手推开,也摸了摸我的。我们就这样缠闹着,月亮出来了。

  柔软,体香,美丽,还有此时被子里弥漫的体温,似乎含有天然的善意,可又与之无关。美是麻烦的。我在黑暗中想,幸亏小雅没工作,她的美貌不用和“开会”、“应酬”、“拉关系”打交道,那样简直是在辱没美貌,她也不必为“职称”烦神,美是与之无关或是高高在上的。我想我要是男人就好了,这样美的肉体,是唯一的,是应该用来被爱的。小雅忽然轻轻抽泣起来,我抚摸着她的肩,问怎么了,她不说话,依旧抽泣着。在习惯了屋里的黑暗后,我又可以看见身边的小雅了,朦胧中更加真实动人了。这时她忽然说:“只有你真的对我好。”

  小雅的男友是一个流氓,我见过那个混蛋,一副馋相,连高中都没有毕业,家里有两个小钱,整天游手好闲,喜欢打架,出手狠毒,每出手必欲置人于死地,所以他是派出所的常客,遗憾的是没有一次是出不来的。我劝过小雅和他分手,但我的世故又提醒我劝人分手这种事只能适可而止,果然小雅无法自拔。有时还硬拉着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对那个混蛋,除了翻白眼,我没什么好说的。

  有些男人就是这么贱,越不理他,他越要来惹你,这个混球男人竟然给我频频发短信,打电话,约我出来吃饭。我想着要不要把短信内容告诉小雅,又怕引起她的伤心,所以只字没提。骚扰短信继续发来,内容开始有些变化,渐渐出语不逊了,什么“你拽什么,有什么好拽的”,“你以为你们很了不起啊,你去打听打听。”

  打听打听,打听什么?一次,不知怎么遇到这个混蛋,他纠缠不放,我劈口骂道:“你这德性,你连小雅的一个指头都不配。”这混球一听我这么骂他,不怒反笑,说:“我,就我,我会配不上她?我跟你说,我跟她好,那是同情她,保护她,懂吗!你翻什么白眼,是啊,她这么一个大美女怎么就跟了我呢,我算什么东西;可是你傻啊,没有我的保护,她这样的傻女人还不是千人骑的货!我打架,都是为了她,我的肋骨也是为了她断的,懂嘛!你这个贱女人!”

  我快要气疯,依他说来,这厮反成了义人!这回轮到他翻我的白眼了,平息了一下自己后,他继续说:“你知道她的身世吗?我就知道你啥也不懂,小雅是她妈被轮奸后生下来的,懂吗,轮奸后生的!”见我呆在那里,继续说道:“叶小雅,要是没有我,从孤儿院出来那会,就得去做小姐。我配不上她?妈的,你给我说说看,我哪一点配不上她,你倒是给我说说看,我是她的保护神!你也需要我保护吧。”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小雅了。她的短信说她和男友一起去了别的地方,等安定下来会有电话的,可从那以后就杳无音讯了。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她以前的电话号码,当我想她的时候,会轻轻地拨打过去,然后我会听见那熟悉而又温柔的女中音:“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我在一家叫宏达广告有限公司的地方上班,我的工作是广告策划,就是编造“花言巧语”的职业写手。公司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站成一溜,伸着脖子、扯着嗓子大喊口号:“宏达宏达,前程远大,远大远大,只有宏达。”五分钟后,还要跳个五分钟的操,近看像傻逼,远看像幼儿园小朋友。公司经理说这是一种舞蹈艺术,和口号是配套的,年轻人要多跳,这样才会朝气蓬勃,跳出利润来。

  等做完这些,我的一天就正式开始了。说开始,也就是坐在不足一平米的格子间里,绞尽脑汁编那些虚头巴脑的美丽辞藻。我的桌上摆着各种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字典,常用典故词典,牛津英汉八用词典,美式英语字典,成语大全。我不停地写文案,想着怎么给那些产品精心包装,然后隆重推出。就像任何职业都有职业病一样,我的职业病就是:不再相信文字。

  这几天,我被一款避孕套广告的用词折磨得苦不堪言,只好四处找参考。有一个广告是这样的:先是出现狂人虐杀……死人无数的画面,然后广告词伴随音乐出现了:“如果当年她们选用了我公司的避孕套,这些恶魔便不会存在,历史将会被重新改写。”我想如法炮制,思来想去,觉得难点是如何进行替换,后来我想出来了,就是把春运人潮、高速拥堵、雾霾笼罩的情景拍成画面,轮番闪现,再马赛克式地在一个画面集体亮相,这时广告词出现:“如果当年她们选用了我公司的避孕套,这些情况便不会存在,一切将会被重新改写。”这个创意我一度非常得意,可是后来被公司给断然否决了,说我不怀好意,得当心饭碗。

  每个周一都是例行的会议,每次首先发言的总是办公室女红人,部门经理的最爱。同事们相传他们上过床,因为她和经理说话时嗲兮兮软绵绵,转脸对别人便是死相,媚脸的转换快得可怕。现在经理又要开始“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地讲话了,我早已失去耐心,想说脏活,想跳上讲台狂舞,想做一位痛快淋漓的泼妇,将唾沫喷出,将刀子染红。

  我素不合群,从小到大处理不好人际关系,难免寂寞,但我更害怕人群,觉得后者对我尤其有害,所以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比如,我从不参加公司聚会,一到饭点我就迫不及待地先去食堂,那时人会少一些。

  我已三十二岁,是单位里唯一没出嫁的女人,前两天有个才结婚的女同事,突然飘来问道:“你有戒指吗?”我说“什么?”,她接着说,我老公给我买的,然后把手上戴的硕大的钻戒在我面前晃了晃,又飘走了。

  在同事眼里我行为孤僻,语言藏着傲慢。她们总在背后议论我,说我闲话,给我起外号,有人说我会和猫白头到老,死在一起。可是我从没有养过猫,不是不喜欢,而是无心照顾;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懒得照顾的人,喂养一只猫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也许不用等到衰老的那一天,我就会冲到街上大喊:“我的人生充满遗憾。”但这样的话,我是不会对猫说的。

  

  我想出去走走,不论哪儿都行,只要不上班就好。我喜欢独自旅游,哪怕是去附近的城市也行;没有目的,只是出行一趟,我也会煞有介事。想想自己戴着棒球帽,背着一个帆布军用旧包,体力充沛地四处游荡,是怎样的惬意啊。我还年轻,为什么不呢?

  从杭州到上海,大约一个小时火车。走在城市的广场,街道,走在人群里,做一个隐形人,悠闲自在,什么也不做,哪怕就看成片的后脑勺呢,也不坏,这个城市的人啊,好像真的也只有后脑勺。

  我买了一张上海的地图,看看有什么地方至今没有去过,我说的地方当然是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一些博物馆和老街,卖古怪玩艺儿和女性玩意儿的小铺子了。我最喜欢消磨时光的地方是位于某条老街上的一家小旧货店,店里的物什儿历经时间和人的濡染,含着难以言状的物质,让我凝神发呆。清末民初的老照片里的那些人早已成灰,子孙呢,或者也已湮灭,所谓灰上落灰;或者尚在人世,或者他和她刚刚与我擦肩而过,只是永无相识的可能。旧家具,旧衣服,都被用过,主人死了,遗落于人间,依旧残存着主人的气息,像一个个未亡人,可谁去记念它们呢。有一件玫瑰红的丝绸上衣,浅银色刺绣还依稀可辨,可以想象那颓败的玫瑰红曾经是怎样的艳美,怎样地被精心照料过,如今平卧于此,不知被多少只陌生的手随便而粗鄙地摆弄过,被无耻地评价和出价。我仿佛可以想象出它以前的主人,一位女人,一位安静的女人,梳理得一丝不苟的乌发,在午后的阳光下,在世人永远不知的某个幽深庭院的阳台上,喝着茶,读着书,出着神,想象不出来了,因为我总想再想下去。

  不知怎么想到了爷爷,他死后,我曾在他的屋子里待过整整三个星期。没有电视,没有书(爷爷晚年眼睛半盲,书都处理掉了),没有短信,没有电话。也没有旧友。头一个礼拜,我几近焦躁,想快快离开,可转念一想,这恐怕是我最后待在爷爷的屋子里的时光了。我走后,这里将被出租,或被卖掉,以后的主人将是别的人,完全陌生的人,甚至,这个屋子会被拆掉,掘土机只需一刻钟,就可以将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连根拔掉。我需要待下来,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听着水管的漏水声,听着屋子里“安静的声音”,看着屋里周围的一切,空墙,空柜子,水池上残存的肥皂,垃圾筐,看着阳光照在地上,然后慢慢移到墙上,开始移到左面,接着移到右面,移到爷爷的书桌上,床上,之后逐渐消失了。目前,眼下,它们还“活着”,我还能与之同在,呼吸着屋里的仍然属于爷爷也属于我的氛围。爷爷还在吗,如果真有另一纬度的世界,这时爷爷应该看到我独自在屋里的,我不由得轻轻呼唤着爷爷,呼唤着,那声音,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惊悚和陌生。

  然而,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似乎蓦然醒悟了,爷爷真的不在了,他看不见,听不见我了。水管子的漏水声依旧,每日照进来的阳光依旧,书桌,床,门窗依旧,“头七”时那种处处是爷爷的深切感受,慢慢消失殆尽,从何时它们转变成(其实它们历来就是)木然的物质性的了呢。垃圾筐里的东西是我留下的,日光灯也是老样子。日光灯下无新事,是的,没有了。死亡,死亡,请吞没我,因为我不理解你。

  我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里吃了一碗排骨米粉,有点辣,我喝了很多水。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高中生情侣,还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搂抱在一起,互相喂食,时时刻刻难舍难分,恋爱的人应该是一体的,像《山海经》里的一些怪兽,两个头,四只脚,到处走。

  怎么打发时间呢,我继续研究地图,有个国际艺博会,今天就要结束了,那么就先去那儿看看吧。

  我拿艺术历来不当真,就是解闷,那帮艺术家成天神神叨叨地弄什么啊,煞有介事的,也有点疯疯癫癫,但我还是喜欢看。我们这些行尸走肉,不管是什么职业,做到什么份上,其实不都是在煞有介事吗?既然如此,我喜欢认认真真地煞有介事,天天真真地讳莫如深,以不枉此生。

  艺博会离我看地图的地方只有两站地铁的路程,不出我所料,展厅里果然没什么人,令人愉快而静谧的时刻。很多来自各国的装置,绘画,摄影,各种材质的雕塑,动画,影视,作品种类风格很多,不太懂,只好看文字介绍。从前大学时,我曾选修过艺术史,以为这个学分容易拿,结果反被弄得一头雾水,可考试又高分通过,所以我估计我和艺术有缘。有一个观点我曾坚持到现在,就是不管你艺术家怎么闹腾都可以,但不好说你在“探求未知世界的本质”,因为,既然有“本质”了,怎么又“未知”了呢;艺术家也别口口声声说要呈现什么事物的“不定性”,你们其实只是呈现自己的“不定性”,而与事物的不定性无关。自设迷局是自恋的,自揭谜底是无聊的。虽然我不大喜欢迷局啊谜底啊之类,又觉得少不了它们,否则生活就真的无聊了。

  杰姆斯·卡斯比亚,这位美国八十年代出道的装置艺术家的代表作居然也在这里,那是些巨幅银版照片,场景是幽闭无比的长长的地下空间,有单间,有病房和会议室,叠落的抽水马桶,横七竖八的病床,浮尘寸厚的教室里的课桌,单间屋里的迷人幽光,这是个系列,题目是“庇护所”。记得在一本当代艺术杂志上初次撞见这些照片的时候,心里一震:怎么如此像我心中的某种“桃花源”呢?记者问他,在哪找的这么个压抑的空间啊,杰姆斯·卡斯比亚说:“是我自己造的。”

  还有那个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出生》也在墙上挂着,这可是名作啊。一个蒙头女人躺在铺着白床单的床上,两腿叉开,婴儿的头已经从阴道钻出来,眼帘低垂,血染红了床单。我像熟悉我的化妆品那样熟悉弗里达,我的床头墙上曾贴过她美丽的自画像,注意到她居然有淡淡的胡子。这位悲伤的女人一直在疯癫的临界处创作,她深爱丈夫,也知道他绝不属于她自己一人,她的妹妹也是丈夫的情人之一。后来她在车祸中下肢瘫痪,竟然还在床上画画。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病情严重的时候,正是她下一个创作高峰来临的前夜,那夜色多么黑啊。我看着简介里艺术家的眼睛,她也看着我,这位死于六十多年前的画家,好像还活着。

  影像艺术不多,其中有一个作品吸引了我的注意。就形式而言,那是很简单的,其实连影像也谈不上,不过是通过录影机打出的一段文字而已。我走进一间有灯光的屋子,六七秒后,灯忽然熄灭,墙上便出现了那段文字的幻灯。为了保持原作感,我还是把作品的原文摘引如下:

  一九〇五年,一位法国的医生做了个试验,他试图与一枚刚被断头台斩下的头颅进行对话。

  那头颅刚被斩下时,眼帘和嘴唇紧缩了五六秒,几秒钟后那紧缩停止了,脸上呈现出松弛,眼帘半合,露出些许眼白,正如刚死了的人那样。

  就在那时,我对他大喊了一声:“兰奎拉!”我见到他的眼睛慢慢睁开,动作清晰,眼神也不昏茫和空洞,生动地看着我,几秒钟后,徐徐合上。

  我又喊了一声,那眼帘又徐徐抬起,没有收缩,更关注地朝我看来,然后,又徐徐合上。我这样向他喊了第三次的时候,就没反应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二十五至三十秒。

  一般说来,需要二十五至三十秒的时间读完这段文字。

  

  凌晨两点多,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很轻,好像怕别人听见: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我昨天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就站在窗外,一脸骄傲地看着我,想到这,我火就往上窜!她身上穿的黑色暗花旗袍还是我做的,我在作孽,我承认她长得比我漂亮,可那不就是一张皮吗!我哪天要把那张皮扒下来,撕碎,吃掉,拉出来,拉到蛆窝窝里!我已经选好茅坑了,我寻遍了西镇的茅坑,别忘了我是数学家,我进行了精密计算和排除,最终锁定了水电局后面小巷子里面那个,那个茅坑比较深,几个月也没人打扫,蛆虫长尾巴,嘴也大得什么似的,能把我吃掉,还吃不了一张皮?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吃光了!”

  “她的肚子好像也被他搞大了,这臭女人是条狗,我不愿看到他们那副得意的样子,我不愿和那种烂女人争,我要蛆把她肚子里面的小孽种也一起吃掉,不管怎么样,我有自己的人生观……”

  “今天早上你妹妹来看过我了,我叫她给你爸爸烧点纸……他们害死了你爸,现在又想来害我,难道我真的看错人了吗,他们在背地搞什么?我不过就是上次见他时笑了一下啊。”

  我只好又关机,睡下,次日晨,刚开机,电话又来。

  “我跟你说,你不要说出去啊,你舅公早就强奸了我,你不信,小孩子懂什么,他是从照片里走出来把我摁到床上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在剥毛豆,他哭着掐着我的脖子,后来又笑了,我想喊又喊不出,完了他就回到照片里去了。我立刻撕那张照片,这样就可以撕死他,可是撕啊撕啊怎么也不烂,我就烧,烧也烧不着,我就哭了……后来我发现窗子上都贴着人的笑脸,你也在那里面吗?我看到你了,认出你了,你也在笑。”

  “那些女护士也不对头,我看她们肯定被收买了,那些药我喝下去之后就不舒服,现在我再也不喝她们递过来的水了……最近我阴道老疼,我闻到内裤上有药味,她们肯定做了手脚,她们有很多分身。那天我在院子里走,一个女人在我耳边说你丈夫死了,你很高兴吧。我吓一跳,心想她怎么会知道。我知道她是他们一伙的了,可能所有的人都有分身,你是不是也是他们安排的,要不为什么不来救我呢,你不是我女儿,你为什么拿着我女儿的手机,你到底是谁,啊,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啊?喂,喂喂,你给我回来……”

  我有个体验,就是无论你听到的话语有多么离谱,多么荒谬,但是,如果说话的语气真挚、专注、不容质疑的话,你可能就很难不陷入那个被说服的磁性里面。我是软弱的,容易被影响、被笼罩,但我不是少数。我曾经在一个偶然的时候读到过精神病临床诊断的记录,那是一个大学同学不知从哪弄来的,她读得两眼发直,我也抢来读了,也读得两眼发直,几夜没睡好。西班牙画家达利的画以怪诞闻名,可那毕竟是画,明白地预先告诉你“我这是瞎编”,但那本记录则不同了,字字句句,扣人心弦,读完恍然若失,却不知失掉了什么,想来是失掉了阅读前的常态,那个立足点。几天之后我才缓过来,似乎像男人大醉之后的“回神”,或者类似我们女人的失恋后的“缓过来”?母亲这些天的电话,又使我重温了那个阅读经验。窗外刮过来的微风有些潮湿和清凉,而我却有点惶惑了。

  十一

  从曲苑风荷的湛碧楼往下看,湖光粼粼,里面有山的倒影,树的倒影,楼的倒影。对面的一个角落,是一座白房子,矮树绕墙扶苏,阳光下显得懒洋洋。我曾多次来这里,坐在窗边望着湖面发呆,我一向迷恋颓废的景观,懒洋洋的事物和人,还有懒洋洋的太阳。

  我给陈杰打了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能来,他支支吾吾,匆匆挂了电话。我再打过去时,他的电话就一直是忙音了。

  我和陈杰之间的联系一向都是这样,从来是他容易找到我,而我却不易找到他,如同特务之间单线接头,除非上线呼叫你,不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心平静气地等,顾全大局地等,无日无夜地等,等,只有等,等他忽然想到你的时候,电话就来了。和陈杰交往的这两年,我一直都努力地在等,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这样等多久。

  陈杰住院了,酒醉从楼梯摔下去,右腿胫骨骨折。我从他同事那儿打听到了这个消息。

  陈杰躺在病床上,腿已上了石膏被吊了起来。他靠在枕头上睡着了,我把水果放在床头桌上,然后静坐床侧。他现在的样子有些好笑,戴了一个墨镜,嘴还微微张着,怎么会有人睡觉还戴着个墨镜啊。阳光穿过眼镜片,使他的眼睛显得一蓝一绿,想到苍蝇的眼睛,我微笑了。想起英文苍蝇的“FLY”,也指街头整天胡闹的2020白菜网注册领体验金,同时还有“飞”的意思。唉,陈杰啊,你怎么就没飞到楼梯下面呢!

  他醒了,见到我,有些意外,说“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住院也不告诉我。”“倒霉。”他嘴唇动了动。

  “我剥个桔子你吃吧,在医院门口的小店买的,说是很甜的。”他没说话,我于是开始剥桔子,然后一瓣一瓣地喂他。他倒是老实了,嘴巴一下一下地张开,十分听话。桔汁很多,汁液渗进指甲旁的倒刺里,有些刺痛,我用嘴轻舔着倒刺处,眼神空泛了。旁边的电视机里正在放着一出都市言情剧,哼哼唧唧,吵吵闹闹,一个男的向一个女的求婚,手捧鲜花,扑通下跪,花瓣撒了一地,那女的假装一扭脸,不屑的样子,陈杰说去关了电视吧,我说你不看,别人还看呢。

  接连几天,我去医院看他。先后也碰见几个来看望陈杰的同事朋友,他(她)们用那种心知肚明的眼神与我微笑打招呼,好像彼此已经是熟人。然而除了我和他的同事朋友,没有亲人来看陈杰,而同屋别的病床那些病人,亲属则每天不停地来探望。其实卧床病人,像陈杰这样的,需要陪床、伺候起居,亲属是多多益善,朋友少些甚至没有也无妨。而陈杰的“亲属”就我一个。

  我往他身下塞尿壶,取出倒掉清洗后再放回原处,有时扶他去洗手间,帮他勤擦勤洗,以防褥疮,效果还是可以的。我从前照顾过住院的爷爷,这些伺候病人的事都是懂的,所以现在我俨然变成经验丰富的“护工”了。早晨医护人员查房之后,那位女护士长过来对我赞叹道,你伺候得比这里最尽职的护工都好,不过如要找护工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的,然后说,结婚不久吧,这么年轻!天天伺候,也是够累的。我笑了笑,没说话。

  两个月后,陈杰出院了。我送他回去,这还是我第一次去他的住处,以前我们都是在他的工作室里约会的。他的屋子很简单,近四十岁的人,屋子却像二十出头的单身汉的猪窝。脏也就脏了,乱也就乱了,主要是处处可以看出这屋子的主人对生活没有兴趣,到处都是做了一半的事:没关上的抽屉,没叠起来的衣服,没洗的碗和袜子,没吃完的干枯的面包,没倒掉的洗脸水和杯中已经发霉的茶叶。床是一个席梦思垫子,被子也是没叠起来的被子,枕头居然不知哪去了。陈杰躺在垫子上眯着眼,似乎还很疲倦。

  我动手开始替他收拾。整整拖了四遍地,桶里的水起先黑得可以写大字,接着可以画水彩,最后水才开始有了一点清的样子,可以洗毛笔和水彩笔了。在将拖把拧干的时候,我发现了缠在上面的细细长长的头发丝,是女人的。我愣了一下,也来不及多想,便继续打扫。我将他那两大盆的脏袜子都拿去洗了,又一对一对拣出来晾好,把房间里的垃圾都拎出去倒掉,不知跑了多少趟才扔完;跑完最后一趟回来时,买了一盆小小的绿萝,放在他的窗台上。等这一切都忙完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我对家庭生活的琐事兴趣索然。小时候看着父母每天一边吵架拌嘴,一边买菜做饭,心情就郁闷无聊,日子如此日复一日。我讨厌那样的日子,甚至想过离家出走,却不知道自己渴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也极少想到婚姻,我就觉得“它”离我很远,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可在这时,不知道怎么,我很想替陈杰操持这间屋里的日常琐事,很想给他做一顿丰盛的晚饭。

  我走进厨房,唉,那也叫厨房!一股呛鼻的味道,切菜板上的蟑螂呼啦地轰散开来,到处是陈年累月的粘灰,还有……不说了。想到陈杰住院时的孤单,没有一个家人来照顾,不知怎么,我忽然走到他跟前,说,要不我们结婚吧。

  他睁开了眼,陌生地看着我,良久,什么话也没有说。看得出他不知说什么好,我此时也对自己刚才的想法感到惊讶和意外。又过了一会,陈杰拉起我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说,莫莫,我爱你,但如果要继续下去的话,我们不能结婚。

  天暗了,屋里没有开灯,黑暗中觉得自己流了泪,我很高兴他看不出来。

  十二

  像大多数女孩一样,我喜欢婚纱裙,喜欢那些相关的美丽的童话。读小学时,班里的女生都有公主裙,白色乔其纱做的,裙摆是一层一层的蕾丝,我也想要这么一条,向母亲求了好几次未果,极度悲伤。母亲是裁缝,后来我想,天下的裁缝都会觉得买衣服就是浪费钱,我母亲也不例外。我那时的衣服,大半是她用客人做衣服剩下来的边角料拼凑做成的,按现在的词叫“混搭”,绿颜色裙子的袖子是一只蓝一只黄,咖啡色的裤子底下又要接两节,我好像从来没穿过一件完整的、全新的衣服。我想我的某种自卑感就是那个时候生长起来的。

  我渴望的公主裙,至今没有得到。现在我已三十二岁,我想是永远不会得到它了。我怎么就一下老成三十二岁了呢,十岁的时候,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有这么一天。我那时坚定地认为女人,至少是我自己,应该在二十五岁以前死掉,死在一场暴风雨里。

  下班后在家的空余时间,我和办公室其他女同事一样喜欢逛淘宝,不同的是我只逛不买,而且我只在婚纱这一选项里徘徊转悠。我发现婚纱的款式原来是这么多样的,中式的,西式的,各种颜色和质地,但归根结底,我还是最喜欢白色。我看到一款白色的鱼尾婚纱,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抹胸掐腰,后摆足有三米长,我把它存入收藏夹,时而点出来看看,心满意足。

  公主裙,婚纱裙,两个梦。有的时候,我也想问,为什么这两样几乎每个女孩都能轻易拥有的东西,而偏偏在我只是个梦?但我只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因为不知道该去问谁。

  后来我自己给了自己一个答案,就是白色。白色的公主裙,白色的婚纱裙,穿上它们,与其说是圆了个梦,不如说是结束了一个梦,就是说,穿上后就必然地要脱下来了。白色不是一个颜色,白色是一无所有的意思,白色是“脱下来”后的虚无。

  我住的小公寓离单位不远,两站公交车,走路大概十五分钟,通常我都会走着去上班,下班再走回家。从上班到现在,这条路,我走了五年,现在我可以闭着眼睛去那条街上的任何地方,譬如山西面馆、便利店、药店和处在小巷深处皮薄馅多的馄饨小店……

  巷子路口的这家婚纱店是两个月前开张的。橱窗中新人们的大彩照,有的甜蜜地搂抱在一起,有的扭头向我望来,我走了进去。穿黑色套装的店员轻快无声地走来,殷勤问道,“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拍婚纱还是拍写真?”我指了指穿在模特身上的那件鱼尾婚纱。“哦,拍婚纱照啊,首先恭喜您并请接受我店的祝福,您真有眼光,这款婚纱是我们店最新进来的,是意大利目前最时尚的一款,现在拍的话,还有八点八折的优惠。”“那么,今天可以拍吗?”“当然当然,只是,不好意思啊,婚纱裙是不能试穿的,因为是刚刚从意大利空运过来的。”我看了一眼那婚纱,鱼尾上的水钻晶莹地闪烁。我付了钱。

  试衣时,我看到自己的旧内衣了。内裤破了个洞,胸罩左边有一小块不知哪来的锈斑依稀可见。帮我试衣服的店员见了眼睛迅速移开,礼貌地帮我把婚纱往上拉,但拉链卡在了背上,怎么也拉不上去,显然这件婚纱裙小了点。她说吸气,我说吸了,她说再吸,我说吸不动了,她见状非常柔声地说:“等着,我去拿两个夹子夹一下,就好了。”

  我于是等她,此时感到背后的拉链紧卡着皮肤,我把它往下拉了拉,不料裙子一下落到了我的腰间,裙摆便层层叠叠地堆在我的脚边了,像一座小小的银川。

  化妆师开始给我化妆了,我把破旧的内衣带子塞进了衣服里,裙子背后拉链拉不上的地方也用夹子固定住了,不会有人知道我内裤上的破洞;从镜子里看,一切完美无瑕。

  镜中的自己,已被抹上了浓重的粉底和口红,漂亮得不像我。这就是婚姻了?走入摄影棚,摄影师已把光调好,将镜头对着我调试了几下,然后停下,没说话,但分明在等什么。过了一会,他望着我,想询问什么,欲言又止,终于开口了:“那位呢,新郎呢?”我把裙摆重新理了理,说:“没有新郎。”他不解,继续疑惑地看着我,呆在那里,我望了他一眼,微笑地说:“我自己同自己结婚。”

  拍完照,脱掉婚纱的时候,我觉得我确实经历了婚姻。我结了婚,又离了婚,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十三

  医生说,你母亲可以出院了。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母亲正在活动室和众病人一起站着看电视,她全神专注,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屏幕,沉浸在里面。我轻轻地喊了喊母亲,她没听见,我又以略大些的声音再喊了一遍,她还是没有听见。这时我打量了一下母亲,冬天刚过,南方的春天还是很冷的,母亲在白色蓝条纹病服外面加了一件衣服,也就是刚进院的那件红色羽绒服。她双手插在口袋里,不时掏出一颗花生剥着吃,活动室的其他病人也都站得笔挺,盯着电视,旁若无人。

  女护士见了我,走过来,说:“你干吗的,干吗,干吗?”她四五十岁的样子,神情紧张,一脸焦虑,紧闭双唇,像被什么压抑住了,每说一字,仿佛都在释放某种积郁。比起房间里其他的病人,她的相貌更忧郁和烦恼,更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我甚至怀疑她退休的时候,会不会以病人的身份继续留在这里。

  “你到底找谁,找谁啊?”女护士的嗓音干瘪尖刻,继续追着我不放。母亲这时看到我了,微笑着走来,说,“莫莫,来啦,早饭吃了吗,外面冷不冷啊,哎,天这么冷,你还穿得这么少!到我屋里来。”母亲思路清晰,显然和电话里的不是同一个人,我略感诧异,然而她的气色是很好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回到家,母亲看上去确实是正常了,甚至表示晚上做红烧鱼给我吃。其实,母亲并不怎么会烧鱼,酱油放得太多。她做菜只会红烧,红烧肉,红烧鱼,红烧豆腐,红烧冬瓜,恨不得什么菜都要红烧一下,倒半瓶酱油,她仿佛不知道“红烧”之外还有别的做法。

  看着母亲,我想到小时候她总端个大红塑料澡盆,在天井里给我洗澡。她的身上有好闻的雪花膏的气味,每当母亲弯下腰来,我会看到她的乳房,垂胀饱满,像两个水蜜桃。母亲年轻的时候有很好的皮肤,是江南女子常有的那种温润滑腻,看上去如同包粽子前浸泡了一夜的白糯米。夏天的夜里,我总是要搂着母亲的一只胳膊睡觉,她的胳膊清凉柔润,使我的心静了下来。

  父亲死后,母亲老得很快,不久就再婚了,可是很不幸,她每天生活在谩骂和争吵中,无休止地责怪那个男人不爱她。

  男人渐渐不太回家,即使回来,也冷着脸,一声不吭。母亲变得多疑,总疑心他在外面已有女人,猜疑久了,便开始自言自语,时而咬牙切齿,时而握紧拳头。

  有一次,母亲和男人吵完架,突然跑到我那时就读的大学找我,事先连电话也没打,就忽然像天兵天将似地直接杵在了我宿舍门口。我已有半年多没见母亲了,猛一见,没认出来。她已变得苍老憔悴,完全像个村妇了,一只手还拎着一袋米。我觉得她丢人,突然就生气了,向她吼道:“来也不打个招呼,还带米,什么年代了,学校有食堂,还用我们生火做饭嘛!”母亲低着头,嗫嚅着,看了看我,又低下了头。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住在学校附近的小旅馆里,开房的时候,前台突然交代晚上睡觉要当心,门要反锁,我有点不明白她的意思。走进房间,看到床单上处处是可疑污渍,垃圾筐里的纸巾,水果皮,纸饭盒,我居然还在洗手间里发现一个针头,像是注射毒品的那种针头。我明白前台说的话了。母亲坐在床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我们没说话。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伤心的时候除了找我,她无处可去,而我却让她住在这么一个糟糕的地方。我隐然有些后悔,后悔刚刚吼了她,后悔没有给她开一个好一点的房间。可是我们没有钱。只住了两晚,母亲又拎着那袋米回去了。

  我照母亲吩咐去菜场买鱼,路边的树不知什么时候都被刷上了半截白石灰粉,像穿了高领毛衣。地上的落叶也已枯黄,一踩就碎了。走进菜场,菜贩子纷纷同我亲切搭话,好像多年好友,热络不已,让人不自在,感到不买的话就好像严重辜负了对方。我选了一尾大鲤鱼,就逃回来了。

  母亲坐在门口吃桔子,桔子皮扔了一地。她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好像在数桔子皮,又好像在找什么。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头继续寻找着。我发现那眼神还是十几年前的,仿佛我还是个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小学生,现在放学回来了。

  番茄汤熬得很浓稠,鲤鱼用来红烧,肉切片炒青椒,吱啦啦油锅里腾起一阵烟。酱油不够了,母亲说那就多放点盐吧。吃饭时,我注意到母亲还穿着年轻时常穿的那件黑毛衣。灯光下,她的白发已经很明显了,以前她总说人越年轻越应该穿黑色灰色,老了再去穿那些大红大绿,可是母亲还没有熬到穿大红大绿的年纪就已经老了。

  饭后我们去散步。沿着一条幽僻的小路走着,墙壁上的丝瓜藤漫出了墙外,小丝瓜一个个地散散地挂落在那里,夜色中看上去像一条条扭曲的肥蛇。母亲走在前面,背也驼了,虽穿着高跟鞋,感觉却是矮的。走着走着,她突然回过头来,说:“我好了,你不用担心我了,回去上班吧,回去立马就结婚,随便和什么人。”

  十四

  我和陈杰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电话里他总是说他很忙。

  我想到给他打扫卫生时发现的女人的头发丝。这些头发丝慢慢缠住了我,网住了我,占据了我,左右了我。我开始胡思乱想,毫无办法,唯有嫉妒,什么都嫉妒,嫉妒他的车,嫉妒他画室的椅子,嫉妒他手中的画笔,嫉妒他的邻居,嫉妒他的同事,他们可以经常见到他,而我不可以。

  嫉妒终于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里发了芽,生了根。我看着陈杰画册里的那些美女图,猜测她们的年龄、身世,猜测里面哪一个女人是他以前喜欢的,哪个女人常来他的工作室,穿他的白衬衣,哪个女人是头发丝的主人,我觉得每一个女人都有可能。她们都年轻漂亮,于是我自卑了。

  我开始变得沉默,偶尔和陈杰通电话,说话也阴阳怪气。我知道自己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这样下去,我迟早会失去他。

  那天终于见到他了,当时他刚画完了一张美女图,心情似乎很好,一边呷着茶,一边端详着画架上的那幅新作,然后对我说白颜料用完了,要出去买,叫我待在画室里等他。

  陈杰不在的画室还是很“陈杰”,颓废而凌乱,到处都是美女油画。我们没见面的这些日子里,他的美女图产量惊人。我不由得翻看着那些美女肖像。角落里有一张画被塑料膜包着,那是一张什么画?包裹得这么好,定是幅特别的画吧,可理智似乎在暗示我,不要去碰它。

  五分钟后,我又站在了这张画前。我把包裹着油画的塑料膜小心地一层一层掀开,然后,我就看到了,是她,是小雅!她微笑地看着我,那天使般的微笑,好像在说:没想到吧,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画里的小雅是全裸的,仰卧在玫瑰色的床单上,浅桃色的面颊冉冉微醺,睡眼惺忪婉婉;如玉的酥胸,富于弹性的腰肢,微微叉开的双腿,纤细的脚踝,还有那该死的迷人的颈窝,一切都美极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得不承认,这张画是他所有美女图里最精美的一幅,虽然陈杰也画过我,但毫无疑问,这幅画,陈杰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才能,只有对小雅的美非常敏锐,甚至可以说,只有对那种美迷恋之至,才可能画出这样的画来。那么,他们?他们!我感到脑子里嗡嗡的,耳朵里有个声音在喊:把这张画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手里多了一把美工刀,我拿着刀尖对着画布里小雅的脸,心想,如果一刀下去,她这美丽的脸蛋就毁了。我第一次对她的美貌感到深深的嫉妒,突然觉得胃疼,胃液在肚子里翻了个跟头,涌了上来,这是一种刺激的液体,像硫酸,也许我应该把它一口喷在小雅的脸上,但我没这样做,又咽了回去。我的喉咙一定被烧坏了,热辣辣地被堵住了。我又看了看小雅,她依旧在对着我微笑,她美貌的肉体也在对我微笑,这个微笑是可以征服世界的,我一刀刺了过去。

  夜晚的校园被浓重的雾霾包裹住了,看不清路,我突然想到小雅养的那两条蛇,一条黑斑蛇一条银环蛇,我感到它们现在正躲在这黑夜的某个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跑出来咬我一口,然后一口一口地吞噬我,把我吃光。

  十五

  如果没有时针的提示,黑暗中的时间大概是要死的。我已经很久不戴表了,日子却在悄悄地过去,到底过了多久,也一时弄不清了。电话忽然响起,是陈杰?我连忙从包里掏出电话,一看,是母亲,我有点泄气,可还是接起了电话。

  “莫莫,你在哪啊,在坏人那里吗?别被坏人带走啊,这年头到处是坏人!我昨天去跳舞了,凭什么她们都能跳我不能跳,她们跳着跳着就跳到广场的另一边去了,一个个对我露出奇怪的微笑,好像我是个怪物。她们笑的声音真大,比哭还难听。我知道这种笑,我数学考15分时,她们就是这样笑我的,她们不知道我数学其实是很好的,我可以做很多事,做很多她们做不了的事。数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补习,他就摸我的屁股,摸我的奶,摸完了之后也像她们一样笑我,还对着我说,毛主席万岁,真是疯子!我真想上去咬他的手,咬出一排排的牙印子,让他知道我比毛主席厉害多了,可我不敢。他摸着摸着就开始掐我了,把我往死了掐,还不住地冷飕飕地笑。这些人喜欢看我痛苦,我痛苦他们就高兴,他们从一出生就穿着尿布,然后穿遮羞布,最后盖裹尸布,都睁着眼睛看我的笑话。”

  “你在哪啊,在坏人那吗?我跟你说了不要出门,你又出门,在街上乱跑。你可瞒不住我,我是数学家,不用一道数学题的时间,我就能算出你在哪,还能算出你不开心,莫莫,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

  挂了电话,才知道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

  十六

  陈杰不再打电话来了,我想,也好,这正好说明你们好上了。开始的几天我还在等他的电话,想象中电话铃响了,是他,他说我喜欢你的嫉妒……不就是一张画吗,毁了就毁了,我还会再画的,我画你……但是这样的电话没有打来。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我终于不再忍耐,砸碎了手机,我是用一块大砖头向手机砸去的,手机瞬间四分五裂,砖头却完整无损。我从残骸中把手机卡取出,剪碎,扔进了抽水马桶,然后按钮放水冲下,那瞬间,我觉得痛快淋漓,报复的快感汹涌澎湃,可是我也知道复仇的对象对此一无所知。望着那空空如也的马桶,我突然后悔了,我想如果他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那枚SIM卡可能会在下水管道的某处远远地取笑我吧;或者有什么办法把它找回来,或者我可以找到下水道的出口处,在那里耐心地等待进而成功拦截。可是那毕竟是下水管道,假如顺流而下的还有别的团块物质,我如何下手?或者,万一,如果,那么,必须,不能,我不知怎么办了……于是开始恨那枚小小的SIM卡,进而发现“恨”的聚焦点,哪怕是“大恨”的“聚焦点”,常常是很小的,就那么一点点,已足以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再后来,我开始笑了……

  我买了新手机,补办了新的手机卡,电话依然没有来,我知道他的电话永远不会再来了,是的,永远,我这个时候特别想用“永远”这个大词,我知道就算一直到死,他的电话也不会再打来了,永永远远地不会再打来了,这新的SIM卡将是一枚永远寂寞的卡。

  那么我就去死好了,办公室在九楼,足以将我摔死。从窗子向下望去,人群不显得那么拥挤了,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大不小的空档,容纳一个我的尸体应是够了。我要挑一块好位置,瞄准,不能落在楼外贴墙的广告台上,那样的话我更可能被电死,或者被什么铁杆戳死,脑袋则可能会完整留存,但我的痛苦的表情会暴露无遗,死相就不好看了,所以,最好还是直接落地,头颅摔它个落花流水的好,由此我便可以面目全非,真正“隐形”了。我喜欢隐形,这符合我一贯为人处世的性格,也与我的世界观完美契合,千万不能坠入斜下方的垃圾堆里,那里太肮脏了,相隔九层楼,我似乎可以看到那里面苍蝇眼睛上翠绿的、闪烁的高光,闻到那里腐烂的气味。哎,那里面什么都有,包装盒,酒瓶,菜汤,破旧衣物,等等,完全是一帮乌合之众,我可不愿与之为伍。窗户正下方的花坛怎么样,不行,不行,那里面的蔷薇花开得正好呢,简直可以说是怒放,远远望去腥红腥红的,它们怎么开得这么好呢,几乎是忘我和骄傲的,还是让它们在那里自在自为,孤芳自赏吧,不能破坏那里的清净,砸坏了它们形体,强制拉它们来给我殉葬。可转念想为什么不呢,死在一片蔷薇花丛中总比死在一堆垃圾里要好,我的热血只会给它们增色而非为马路平添突兀的暗红,那样会吓着小孩,吓趴老人,使有心脏病的路人与我一起上路也未可知。还是对准花坛往下跳吧,让那些蔷薇花的刺扎满我的全身,刺穿我的皮肤、我的喉咙、我的眼睛,让我分享它们的孤独、孤绝、自在的氛围,让它们清润我,陪伴我,簇拥我,此刻,我简直可以想象到我死后的画面,非常具有形式感;我呢,也简直像个滥情的浪漫派的女诗人,旁若无人,死前,这些动容的想象层出不穷,我在提前感受着死。我还没死,已被自己感动了。

  我开始精算,就算要死,也要错过上班高峰,不能让同事看见,让他(她)们幸灾乐祸。这么多年来,她们凭什么一直在看我的笑话,窸窸窣窣地在背后讲我的闲话,其中有个女人,不知在哪里打听到了我母亲的病,从此她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好像我是会传染的麻风病人,哼,我决定不去死了!而且,在做过一番上述的死亡预演之后,我忽然不想去死了,我好像已经死了一遍,此时又重获新生,现在可以审视从前的自己了。我干吗死呢,死虽痛快,怕就怕“痛”的是我,“快”的是别人,那我就疯吧,疯给她们看,然后我来狠狠地传染给她们,让她们也都变成疯子。她们又在哪里笑了,而且果然有点疯的味道了。我真想把她们的脑袋一一打开,用手电筒照照,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脑袋各部位的结构有何特殊或者基本是普及版的,我总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我一个人伤心,我发现我不懂除了我以外所有的人,就像对方也都不懂我一样,事实上,我连我自己都不懂。

  英国有一个叫亨利·摩莱森的人,因病切除了脑部的部分“海马回”之后,只能保留20秒的记忆。死后他的大脑被泡在实验室的玻璃瓶里,享受爱因斯坦的同等待遇,不同的是爱因斯坦的大脑被一个病态医生偷走,像切土豆一样地切成了240多片,小心翼翼地存放在药水里。这位医生每天观察研究这些脑切片,也没有发现爱因斯坦之所以是天才的脑部任何特殊性。

  我在网上看到过爱因斯坦的脑切片,它们使我想到腌制后的桃核。我尽力贴近电脑屏幕想看个仔细,琢磨那发暗的“核”是如何形成的,暗色为何是“暗”的,这些“物质”们是多少层神经细胞的密集排列,是什么区域的大脑皮质,如何留住记忆。在物质属性上,我和爱因斯坦一样,当然也和希特勒完全相同,但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各自成为自己。我很想能变成血液或电脉波,哪怕变成一个红血球白血球呢,这样我就可以进入那个迷宫,去寻找,去发现,或许可以在里面找到什么也难说。

  脑垂体部位的“海马回”所曲身怀抱的是“杏仁核”,主管情绪,就那么点大,一个小肉疙瘩,像个小瘤子,躲在海马回的怀里,这个情感之源,也是恐惧之源;可不管在哪,它都是物质,有手感,有形状,有机理,全由上百亿的脑细胞毛细血管组成,而这些切切实实的物质却为什么能产生光怪陆离的心理、天马行空的幻想呢。如果完全拿掉会怎么样呢,人就无畏无惧了,多好啊,我就可以放心大胆了,但也不能贸然走夜路,那样反倒危险。嗯,小杏仁核还是不可少的预警系统的终端,不能割掉,但可以割去一点,降低我恐惧感的灵敏度总是可以的吧,,这样至少我就不用每晚搂着三个枕头睡觉了。是的,我一个人睡觉,但是我需要三个枕头,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一个枕头用来睡觉,一个枕头用来陪我说话,还有一个枕头是用来唤醒我的。

  有时候我真想把海马回取出,把含有快乐记忆的那部分保留,把痛苦记忆的那部分切除。如真能如此的话,我首先想忘记的就是母亲的病,忘记曾经爱过的人给我的伤,忘记那些一个个难熬而悲伤的漫漫长夜;而对另一些记忆,比如母亲在我小时候给我做的红烧鱼的味道,父亲用双手把我举起在太阳下不停旋转的那种轻度眩晕,夏天爷爷常给我买的绿豆棒冰的甘甜口感,以及陈杰曾经在我最孤单时,在电话里轻轻地对我说“我在呢”的喉音,我则想让它们在我的血液里青春永驻。可是我真的能分得清楚它们吗,在我这短短的有限的生命里,我的痛苦与欢乐,爱与恨都早已相互融合交织。如果没有痛苦了,恐怕也留不住欢乐,因而也就留不住我自己。我之所以是我,也许全是由那些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痛苦和快乐组成的。

  十七

  扔在阳台上的烂番薯长出了盛大的叶子,我躺在华丽的席梦思垫子上已经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我看了看自己裸露在被子外面两只洁白的脚,感觉那不是自己的,可我抬左腿的时候,那只左脚也微微地被抬起了,我抬右腿的时候,右脚也相应地被抬起了;我又左右晃动了一下它们,终于决定起床,我用玻璃水杯里的隔夜水泼脸,站在斑驳的有些肮脏的窗子前抽了一根烟,窗外灰蒙蒙的。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去上班了,觉得身体被抽空了。浑身不舒服,可是具体哪里不舒服我也说不上来。

  点了一个外卖,发现原来牛肉锅仔就是一碗热粉丝,想到好像很久没吃东西了,就努力认真地吃,细细咀嚼,斯文下咽,感觉自己是头嗓子被塑料袋卡住的海豚。吃完后依旧懒软如故,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我看到自己皮肤松弛惨灰,脸色像是被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头发散乱,如同日本电影里的女鬼。我掉发的情况更严重了,还没老,就已经变丑了。我不停地照镜子,镜子里的一切事物好像都很累的样子,只有镜子依然在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折射着客观世界,镜子真讨厌,你就不会撒点谎嘛!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照镜子,简直照镜成癖,如果身边没有镜子,我会焦虑,会茫然,没安全感。我如此眷恋镜子,不是因为我爱自己,而是因为我在镜子里看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和我在镜中对照,她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也摸不着,只是一个弯曲的折射,是我诡异的不可思议的拼图,它之所以还不是碎片全因它没有被打碎。

  为什么所有的人不停地说话呢,我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闷头躲在被子里,被子里黑黢黢的,一点也不透气,可是我宁愿呆在黑暗里,听自己的喘气声。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憋闷得厉害,我只好松了松被子,让清冷的空气钻进来。自己毕竟很难憋死自己,但是如果外面有人呢,那个人是可以憋死我的。如果我被憋死了,会连那个人的长相都没看到,那就太冤了。我的门可能没锁好,或者他们可以从别处进屋也难说,我得赶快从被子里出来。我出来了,四处看,还好,没有什么动静,屋子里很安静。

  我大概又睡了很久,梦中好像穿过了许多黑暗的走廊,走廊里有地下渗水,水越来越多,逐渐要淹没我了。水很脏,死水藻漂浮在水面,但不凉,无声地冒泡,然后这些泡泡又纷纷破掉。我很想讲话,但张不开嘴,我知道一张嘴水就会呛死我,像呛死一条狗。水越涨越高,我不会游泳,试着踮起脚来走,没想到居然浮了起来飘在水面上了,这不就是游泳了吗,这么容易,而且我怎么这么轻呢。

  我睁着眼,墙上有窗外反射过来的光,一层一层的光圈晕开来,晕开来,我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像伐木场的锯子在拉拉扯扯。

  十八

  胡医生站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个头只到我的胸部,脸色红润,一本正经,非常客气。越是看上去善良的人越是变态,没准这位胡医生私底下喜欢SM,把女人吊起来乱舔也说不定。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内科还是精神科的病人,也许这并不重要,在医生的眼里,这个世界也许只有两种人,一种病人,一种死人,医生自己是上帝。这时上帝微笑地看着我了。

  “哪里不舒服?”

  “哪里都不舒服。”

  “什么症状?”

  “睡很久,有时候很久也睡不着。”

  “还有别的什么吗?”

  “梦,醒着的时候也做。”

  医生给我开了一系列的检查单,有验血的,有验尿的,有验肝功能的,心电图,脑CT等一系列详细检查。我想我肯定得了什么非常严重的病,也许快要死了也说不定。这样也好,省得跳楼了。

  来到二楼,楼梯口左侧就是脑科康复中心,一个男人直直地站在那里,缺了右脑,所以头型像泄了气的篮球,怪怪的。他正视前方,沉默不语,好像是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伟大的斯芬克斯。他眼神深邃而平静,伟大时代已经过去,而我依然在这里。我不由得一直盯着他看,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还不住回头看,他一切如旧,我想到斯芬克斯也是不斜视不说话的。

  不过他终于动弹了,他开始从裤兜里掏出纸烟,从烟盒里取出打火机,擦着,用那火苗精准点上,然后深吸一口,缓慢吐出来,好像在延迟这享受的时光。这时有个年轻护士走过来,欲言又止,终于开口了,说不能吸烟啊。“斯芬克斯”白了她一眼,没说话,继续吸烟,护士也就走开了。我于是觉得“斯芬克斯”的形象更加伟岸,只可惜缺了半个脑袋;不过那个金字塔前真的斯芬克斯也缺了一部分,不是缺半个脑袋,而是缺了半个脸,左半脸;只是缺脸和缺脑是不同的性质,缺脸是破相,缺脑是缺失知觉,但并不一定破相,我看还是缺脑好。

  那位护士的高跟鞋哒哒响地从我身边走过去,那是一双黑色的细系带皮凉鞋,黑带子系在她雪白的脚面上,脚趾甲还涂着大红色的指甲油。这样的一双脚出现在医院里更显得它的性感,男病人看了可能会有益于康复。我不由得又看了一眼“缺脑斯芬克斯”,发现他穿的是一双旧拖鞋,这实在不好,而且好像有灰指甲,而金字塔前的斯芬克斯是光脚的,没穿鞋,因为它的脚是狮子脚,狮子是不穿鞋的,母狮子也不穿,可惜。

  配药房里的各色药品都一小格一小格摆放得整整齐齐,药盒图案设计新异而雅致,色彩明亮又安详。我思忖片刻其缘由,欣喜地发现那是因为药盒底色的白色占据了大部分面积,这肯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考量,因为白色使人安详,使人平静,而那些字的颜色则是多彩的,跳跃的,使人感到里面的药是有效的。但不是有假药吗,即便不是假药,真药也是一种毒啊,吃了使人无法平静安详,吃多了便永远平静安详了,所以这一切是个阴谋。

  不同的药就是不同的毒,以毒攻毒。人的一生,许多时候是由这种毒来伴随着你度过美妙的时光的,逐渐衰老的过程也就是缓慢地中毒的过程,所以人越老也就越难看,老人斑,皱纹,口臭,浮肿,多屁,这些都是中毒的表现。终有一天,我们都会被自己的毒毒死,人死后,人体里的药毒就会闲下来了,但如果土葬的话,毒就会继续活跃,侵蚀土壤和水,毒害着环境,所以还是火葬的好。我不怕死,但我害怕衰老。

  十九

  这间房没人,我走了进去。墙上挂着一些锦旗,套间里面也没人,桌台上直立着一些人体模型和大脑模型,都是粉红色的,有点像婴儿的肌肤,其实更像小蛔虫的颜色,我想到电影里剖开的肚膛里扯出来的肠子。

  墙上有张人脑解剖图,不同的区域以不同的颜色表示出来,大脑,小脑,脑垂体,脑前叶,额叶,顶叶,颞叶,这些似乎眼熟,想起来了,是从前读过的那本精神病临床诊断案例,不过那个附图是单色的,也小,没有这张图细致精美。

  脑颞叶的部分是粉色的,里面有个部位是曲身海马的形状,就是海马体了。我见过水族馆里玻璃缸中的小海马,一个个呆呆地直立着,都像在午睡,色彩是褐灰色,实在无聊,我当时就看不起,甚至想趁人不备往水缸里放一把手里的小石子,可是我更喜欢小石子,它们很漂亮,我舍不得扔进去。

  平庸的海马在这幅图中变得煞有介事了,不光色彩鲜亮,而且还代表着“思维,理性,综合,判断,控制”,这样,高级动物才有了脑功能。可是高级有何用,那年我在街上走,忽然身后人声鼎沸,回头一看,一辆公共汽车停在马路中央,人们都扭头往那看,公交司机呢,这时正看着方向盘,轻轻地把白手套往上面敲着,发生了什么已不用说了。

  公交车前轮下一个人被压在那里,没有什么血,但既然是压着了,血总会出来的。我正欲上前看,身旁的一个人忽然用什么在我脚下扫了一下,我转眼注目,是一小块粉色的东西在竹条扫帚中被滚动着扫到马路牙子上了,啊,是人脑子,从公交车轮下崩到路这边的人脑子,那团新鲜滑软、闪烁着水灵灵高光的人脑被扫到下水口处,然后被那竹条子尖锐地扎入下水口。也怪得很呢,那团脑子迅速地顺势滑入(像逃入)到里面了,谁也没注意到这边的情景,更没注意到那个手握扫帚的清洁工,他是如此平静,几乎是在扫垃圾一样地日常。

  可怎么会这样呢,一个人的脑子,瞬间就离开了主体,慌乱地突然被崩了出来,然后被“日常地”扫入地下,前后不过几分钟啊!“那是个大学生,那是个大学生!”有人这么说。我看着那清洁工,回想着他把人脑扫入下水道入口的麻利,难道你不是天天扫垃圾,而是天天扫人脑吗?我注视着他,他也看了我一眼,转身走开,有点像逃犯。他为什么这么快地把那脑子扫到下水道去?因为恐惧,慌乱?一个有着脑子的活人害怕一个突然出现的裸体的脑子?或者,因为清洁工最卑微,最底层,现在他有机会随手可以把一个大学生的脑子扫入、捅下水沟,因而充满快感?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私人性的原因?我实在不明白。

  那块淡紫色的部分是脑垂体了吧。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肯尼迪的验尸记录片。肯尼迪死眼半睁,无神地望着什么地方,其实他已经什么也看不到了吧,可万一看到什么又不作声,则更瘆人。谁知道呢!不过等我死后就知道了,终会有这真相大白的一天,不急。这位美国英雄似的总统,脑部中了两枪,一枪在靠近脖子的位置,也就是脑干部,另一枪在左脑,就是语言区域,雄辩才能就此完蛋!他的前额倒是完整无缺的,那也无用,也照样无神地、安静地躺在验尸间的平滑冰凉的铁推车上。

  我是个特别怕冷的人,想到停尸间里面的那种锃亮的冷冰冰的铁推车,就感到周身的寒意。当自己有一天要搁在那上面的时候,最好事先多穿一件厚实些的、保暖的大衣。这点绝对不可忽略,不然那可怎么办,太可怕了!

  我突然想到母亲,她为什么要生下我,一个这么奇怪糟糕不讨人喜欢的我,估计是一时糊涂。生育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和母亲明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可我们曾生死与共,融为一体。如果她当时脑子一热,也极有可能把我刮掉,我也并不遗憾,可她错过了那个机会,我的细胞在她的子宫里渐渐分裂扩展,壮大,发育成形,穿过狭窄黑暗潮湿的阴道,终于顶着个脑袋站在了天空下,阳光中,堂而皇之地呼吸,走路了。

  “你是干什么的?”一个穿着白大褂,既不像医生又不像护士的中年男人不知怎么地突然站到了我的面前。我没理他,转身就走,离开了那个房间。

  我下楼时看见拐角处有个垃圾桶,便把那些检查单统统扔了进去,去他妈的检查,去他妈的指标,去他妈的减号加号,去他妈的医院,全部滚蛋吧,我一个检查也不想做了。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来了,是母亲的,我立刻接了。

  “莫莫啊,你在哪,我在珠穆朗玛峰峰顶上种了一朵花,一朵在零下四十多度才会开的花。我跟别人说,别人都笑我,说我疯了,我没疯,我是亲眼看那花开的,我在那朵花身边守了四十多天,它开的时候太美了,我知道它不是人间可以盛开的花朵,但是它为我开放了。我真想让你也看一看,可是它谢得真快呀,你听到了吗,我多想就待在这里不走啊,可这没有我的房子,也没有我的丈夫。我看着远山,很远很远,我看到一个地方,想起来了,是我出生的地方,还有牛羊,牛羊也是蓝色的,我能透过它们看到更远的地方,真远啊,你不信?我也不信,谁信我啊,你以为我只是一个数学家,就会裁衣服吗,你以为我就会一针一线地把你和我缝在一起吗?我还会种花,会养花,我会让那些我爱的花不死,它们就听我的,死了也在那里站着,为我争气,也为我骄傲,所以我爱它们,为什么死了也站在那里呢,它们在等我啊?!可是它们快冻死了,我怎么办呢,帮帮我吧,莫莫,你能来吗,你在哪里啊,我很冷,没有衣服,你忘了我给你盖被子吗,深夜我起来,咳嗽,咳出血了,我把血咽了回去,我不能死,我死了,你就没人管了,你孤单,我也孤单,可是你不知道我孤单,我也不想让你知道,你知道了也不明白的,都是这样,总是这样,所以我命苦,所以我来到珠穆朗玛峰的山顶,我在那里干什么,我在找你啊,你到底还是个孩子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啊,我的孩子!”

  不知怎么,我不再烦母亲的电话了,我在听,在倾听,在倾听一个真正的独白,渐渐地我已分不清是谁的独白了。

  我走出医院大门来到街上,阳光实在是好,很久没有这么好的阳光了。我不由得朝着太阳大笑了,这引起了街上行人的侧目,他们都纷纷向我望过来,露出了奇怪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