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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历史化”的构想与矛盾
来源:《文艺争鸣》 | 时间:2020年03月24日

  文/南帆

  一

  我于2019年发表论文《论文学批评与“历史”概念》,考察文学批评之中“历史”概念累积的不同涵义。作为文学批评的诸多轴心概念之一,“历史”概念举足轻重。然而,由于语境的变化、理解的差异乃至分歧,“历史”概念曾经进入不同的语境形成各种衍生的观点,构成众多“家族相似”的命题。这篇论文绕开了文学史问题。不言而喻,“历史”概念几乎是文学史编纂的前提。然而,由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包含的庞杂内容,我宁可另起炉灶给予单独处理。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策略和实践方式,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十分短暂。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编出第一册中国文学史课本,东吴大学的黄人也在相近的时间写出中国文学史教材。显然,中国文学史是现代知识的产物。晚清以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势,文学、历史学以及另一些学科无不重振旗鼓,脱胎换骨。文学史的登场不仅开启前所未有的研究领域,而且,所谓的“文学”和“历史”均被赋予现代知识的解释。这个意义上,文学史并非传统的目录提要、文苑传、学案或者诗话、词话,而是根据新型的历史知识,形成一套前所未有的学术语言:“……这种文学史的叙述语言,本质上是以对文学、文学历史的西方式的近代理解为基础,对文学构成及文学时序进行独特观察和叙述的一种言说方式,它体现的是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并规定着特殊的分类文学、言说历史的方法步骤。”“所谓描写‘中国文学史’,根本也就在于解说、演示中国文学由远而近的历史过程时,必须进入近代文学、文学史观念下的概念、术语和词汇系统中去,必须用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表达方式,转说由传统目录提要、文苑传、诗词文话记录的层层累积的中国文学故事。”

  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欧洲文学史研究还是中国文学史编纂,这种学术语言逐渐积存了一些问题。这并不奇怪。一种学术语言通常显现为一种视角,一种范式,或者一个相对聚焦的领域,洞见与盲视并存。特殊的视角敞开一些层面的时候,另一些层面可能转到了背阴的一面,甚至遭到遮蔽。人们无法拥有一个全知的视角巨细无遗地再现全景,取消聚焦同时意味着取消独特的发现。因此,意识到各种学术语言内含的限制不仅可以保持思想的弹性,避免陷入某一类型结论的独断,同时有助于学术语言的拓展、补充,增添必要的补丁。文学史编纂遭遇的一部分问题源于既定视角的封闭性,考察对象的某些性质徘徊于视角之外,迟迟未能赢得足够的关注;另一部分问题来自既定视角的延伸——持续的考察逐渐进入纵深,一些模糊的、忽略不计的内容显出了特殊意义,强烈要求合理的解释。这一切构成了学术语言的内在层次,带动概念、术语系统的新陈代谢,保证学术语言与考察对象之间始终保持对话、互动的活力。

  相当一部分热衷于编纂文学史的作者要么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要么默认了这些问题的合法性,以至于不再为之从事艰巨的思想搏斗。总之,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些问题成为文学史编纂的强大干扰,甚至抑制了文学史著作出版的数量。相对地说,文学史著作要求大规模的资料积累,无法依赖思辨或者某种特殊理念的处理而速成。然而,根据种种统计数据,平均每一个年度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超出一部。这种学术生产的速度是否正常?从史料的发现、经典作品的认定与阐释到文学史分期、叙述脉络的梳理与衔接,不少文学史著作陈陈相因,面目雷同。文学史充当了文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之后,固定的课程保证了文学史著作的基本销量。这是文学史著作长盛不衰的一个隐秘原因,平庸侥幸地从教学机制之中赢得了一席庇荫之地。一些人甚至觉得,找不到合适的学术题目时,文学史研究聊供备用。若干现成的资料按照时序组织编辑,可以轻易地逃脱无米之炊的烦恼。另一些人倾向于将文学史编纂视为卓尔成家的学术标志,犹如一个作家必须依赖长篇小说奠定名声。庞大的体量以及多卷本的形式往往具有先声夺人之效。如果说,现今长篇小说的惊人数量并未兑换为令人满意的文学品质,那么,文学史著作存在相似的状况。

  如何编纂当代文学史?最新型号的文学史产品再度诱发了这种学术语言积存的问题,并且以更为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代文学是否拥有载入文学史的资格?著名文学史专家唐弢的质疑曾经产生不小的反响。“当代”仿佛缺乏线性的时间长度,当代文学此起彼伏地分布于人们周围,活跃的程度远远超过稳定性,众多作品之间的权衡、比较以及联系和呼应的描述远未完成,纷至沓来的作家无法在文学史构建的大师座次之中找到毋庸置疑的位置。这时,“当代文学史”可能是一个冒失的甚至得不偿失的称谓。很大程度上,“当代”这个概念拥有的积极意义是尖锐、犀利、令人激动的现场氛围以及闪烁不定的多种可能,而不是老气横秋的“历史”面目。然而,更多的批评家显示了另一种倾向:期待当代文学尽快“历史化”。他们对于“现代文学史”概念深感羡慕:三十多年的“现代文学”堂而皇之地称为文学史,而且,现代文学研究赢得的成就与“历史化”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当代文学业已延续七十年,这个时间长度的文学积累完全可以承担深刻的历史分析。文学写作往往逞才使气,沉溺于无拘无束的性情,似乎与兢兢业业的学术不相匹配;文学史赋予的秩序即是指定标准,规范表情,这时,“历史化”犹如制作学术套餐配备的烤箱。

  当代文学是否宜于“写史”?作为当代文学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作者,孟繁华在晚近的一篇论文中再度做出一个间接的辩护。孟繁华表示:“历史形态是过去式的,但历史讲述是现在进行时的。”不论历史事实发生于哪一个年代,历史的讲述正在进行,而且不存在终结的期限。讲述是一种建构,所有的讲述无不可能遭受质疑,完美无瑕的文学史仅仅是一种理想。这种观点拒绝夸大“历史化”的意义,文学史遭到批评并非多么严重的事件。“有问题的文学史”带来了对话与争论,这恰恰证明了价值的所在。

  孟繁华的观点来自历史哲学的启示。历史哲学的视域之中,“历史”远非一个密不透风的实体,而是诸多因素人为地组织起来的。作为一个人工产品,历史组织的许多环节隐含了讨论与反思的空间,例如历史形态与历史讲述之间的距离意味了什么。我愿意列举另外一些环节,证明“历史化”的运作机制内部可能潜藏的各种观念以及分歧。这些观念隐蔽地调节文学史的关注范围,同时清除多余的累赘与杂质。指出这个运作机制的存在具有双重的涵义:首先,当代文学转换为“文学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学术炼制;其次,负责“历史化”运作机制的各种观念并非天经地义,它们始终也是不断检讨的对象。

  二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来说,“历史化”时常设立了一个相对的观念:“批评化”。“‘历史化’涉及如何将当代文学史研究从‘批评化’状态逐步转换到‘历史研究’的平台的问题,这种历史化实际也反映出一种知识化的愿望和过程;具体地说,我们如何不仅仅把当代文学理解成‘当下的文学’,同时也把它理解成一种‘历史的文学’,并用一些研究的术语将它们暂时固定住的问题。”4这种表述似乎暗示了一种强大的学术努力:尽快使作品摆脱文学批评的掌控,安全地降落在文学史监管的领域。

  尽管“历史化”与“批评化”存在许多重叠的区域,二者仍然显示出不同的指向。“批评化”更多地指向作品本身,指向文学的现场,指向当代文化气氛,甚至某种程度地介入商业宣传。批评家的判断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见仁见智;各种激情未经时间的沉淀,往往包含即兴的成分。他们可能卷入与作家、读者的互动,击节称赏或者无情讨伐隐含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激荡。“历史化”对于文学批评的“印象主义”与“专断主义”——朗松的概括——啧有烦言,文学史开始转向作品生产的种种外围的、相对稳定的因素,譬如作家的身世、某种主题的历史渊源、另一些作品的相互衡量、经典秩序的复杂参照,如此等等。“历史化”业已退出文学现场,平息置身其中的特殊情绪,甩下各种意气用事的褒贬,“历史化”包含的时间距离仿佛增添了鉴定的“客观成分”。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各种过渡的梯次,但是,两种原型泾渭分明。因此,愈是清晰地区分二者,这个问题愈加尖锐:“批评化”与“历史化”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二者是不分轩轾的两种文学研究方式,还是构成了初级至高级的发展,犹如童年阶段成长为成年阶段?文学史作者显然倾向于后者,有意无意地赋予“历史化”某种优越感。“批评化”的初步加工仅仅为“历史化”提供基本原料;作为后续的另一种方式,“历史化”更为成熟,更为严谨。“历史化”之于“批评化”毋宁形容为指导者与被指导者,双方的关系不可逆。历史的评判仿佛意味着最高同时也是最终的评判。

  “历史化”显然表现出一种纯正的学术品位,“历史”是一个古老的、令人心仪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并非包罗万象。我愿意复述历史哲学的一个观念:“历史化”聚焦于某些问题的同时,另一些问题遭到了排挤乃至放逐。描述“历史化”聚焦什么以及排挤与放逐什么,“批评化”成为显而易见的参照标识。

  相对于“批评化”,“历史化”显然更为关注隐含于作品之间的来龙去脉。断言一部作品的独创、开拓之功或者贬抑一部作品因循守旧、平庸无奇,文学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背景。一部作品赢得的各种评语业已包含文学史的注解——例如,所谓的“独创”亦即声称,文学史的检索证明这一部作品的许多内容前无古人。如同从个人品行的鉴定转向家族身世与血缘,文学史力图在时间维度显现诸多作品之间的关系网络;借用韦勒克的表述,显现作品之间的“历史进化”。当然,文学史考察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家族追溯。文学史不仅分析带有血缘联系的作品,同时分析作品的不同类别,解释冲突的美学如何分别造就各自的杰作。开启经典遴选机制的时候,文学史必须周密地考虑经典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尤其是各种类别的经典——譬如,诗歌、小说、戏剧,或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如何保持均衡。显而易见,“历史化”必须某种程度地牺牲作品的独立自足换取文学史的宽阔视域。

  “历史化”倾向于冷却冲动,撤离现场,对于起伏的激情潮汐打一个问号。即时的喜怒哀乐缺乏深思熟虑的斟酌,各种情绪无不带有肤浅的气息;置身于事实的发生现场恰恰远离真实。现场互动往往沉溺于纷杂的细节,目迷五色,只有退到历史的位置上才能仰望宏大的目标。“由于文学批评在有些年代的地位过高,文学批评的作用就被无形地放大,会过分‘干扰’文学史更为理性化的过滤、归类和反思性工作。”总之,“历史化”时常觉得,现场体验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花絮,重要的是经受“历史考验”。所谓的“历史考验”往往托付给时间,时间距离提供可信的结论。时间之流仿佛具有某种神秘的功能,认识之筏漂流的距离愈长,回首瞻望的对象愈清晰。

  许多时候,文学现场的“批评化”与文学史提出的结论存在差异,甚至相距甚远。然而,为什么不是将这种差异解释为不同语境结构的必然产物,并且对于差异的双方相提并论,而是轻率地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可信?李白或者杜甫同时代诗人的相互评判必定比我们对于唐诗的观点逊色吗?这时,“历史”概念隐藏的无意识是,此刻、现场、即时的存在仅仅是泡沫一般的表象,真实的本质只能在尘埃落定之后现身。这种无意识隐含了存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分歧。存在主义正视此刻的存在,尽管此刻存在的诸多表象无法吻合未来认定的“本质”。本质主义的思辨认为,某种绝对的“本质”高悬于宇宙深处,潜伏于无数表象背后,不可能立即浮现,只有耐心地等待“历史化”筛去那些混乱的琐屑,“本质”才能穿过历史包含的时间长度隆重登场。这种理论预设充分肯定了“历史”,轻蔑地摒弃了当下;同时,这种理论预设清晰地划分了“表象”与“本质”,“表象”无足轻重,众望所归的“本质”只能授予历史。现场与表象的结合无望提供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依赖历史与本质的相遇。

  这种理论图景的未竟之处在于,无法精确地断定“历史”的时间长度。哪一个时刻是历史发现“本质”的“标准时间”?这个缺失的逻辑前景是,“历史”之后还有“历史”,“再解读”之后还有“再再解读”。后来居上,新的结论必定更为正确,以至于严肃的“本质”迟迟无法一锤定音。历史无限拉长,某一个时刻出现的“历史化”迟早又会被挤兑为另一种“批评化”。声势浩大的“重写文学史”即是这种状况带来的症候。后续的文学史作者否认了前辈关于“本质”的种种结论,宁可重新构造如此庞大的学术工程。他们同时预计到,他们的文学史编纂亦非最后的学术高地;未来的某一天,新的“重写文学史”可能再度出现。所以,一些文学史作者明智地宣称,他们从不忌惮将自己“历史化”。他们不会傲慢地认为,只有自己站到了一个撬动真理的支点上。因此,与其认为他们写出了标准的文学史,不如认为这是带有强烈个人风格——个人的解读、阐释、评判以及个人的文学观念——的文学史。“个性”这个概念终于重返文学史编纂。然而,在“历史化”的名义下再度纵容“个性”,是否正在重蹈“批评化”的旧辙?

  如果不是在无尽的时间之流引入语境结构,“历史化”无法摆脱这种理论困局。一种观点通常诞生于既定语境,并且在既定语境接受衡量与评判。少量的观点可能穿透既定语境的限制而将余热带入另一个语境结构,这并不能证明一个结论:大量囿于一时一地的言论缺乏意义。孔子或者柏拉图的大部分思想已经过时,但是,他们之所以无愧于伟大思想家的称号,毋宁因为他们的观点之于当时语境结构的巨大作用。文化时间——而不是物理时间——从来不是均匀地流动,而是由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的语境衔接与叠加起来的。既定语境之中某些观点享有的崇高声望可能在另一个语境结构急剧衰减。“批评化”与“历史化”分别置身既定语境陈述各自的结论。如果人们觉得某些“批评化”的观点平庸乏味,参照的是另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化”观点,而不是因为姗姗来迟的“历史化”。换言之,只有共同的语境才能提出统一的衡量标准。

  文学批评业已承担分析、品鉴和评判当代文学的职责,为什么“历史化”仍然尾随而至?这时,与其将文学史视为文学研究收尾的清场工作,不如关注文学史的开拓性——这种学术语言之所以再度介入,恰恰由于文学史作者意识到另一种语境结构的到来。他们迫切地觉得,只有文学史才能充分地显现另一种语境结构提出的深刻主题。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编纂、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乃至90年代的《再解读》无不显示出这种特征。我对于文学史的过多产量表示异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许多文学史作者并未察觉另一种语境结构而率尔成章。当然,文学史负有留存种种文学资料的责任。但是,这种文学史著作几本就够了。

  三

  编纂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许多作者表述了一种观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是“学科”规范的完成。“历史化”时常被视为种种知识的稳定剂,载入史册的结论不容任意篡改。因此,“学科”对于“历史化”的垂青意味着,这一套知识已经定型。学院体制内部,“学科”是知识传授的一个枢纽,包含一套完整的基本规定,譬如教材、课程、课时、作业、考试,等等。这些规定组成了知识传授的标准流程,平均的意义上显现出教与学的最大效应。然而,许多“学科”的设计并非无可争议,只不过这些争议交付知识与权力的协作关系给予平息。“文化研究”对于学科历史的考察表明,某些学科的知识传授与权力要求存在复杂的纠缠——“学科”(discipline)的另一种翻译即是“规训”。从知识的生产、分类、包装、检索到运输与消费,学院体制设置的“学科”基于现代性平台。至少可以发现,古典知识与后现代知识的生产、消费模式远不相同。京师大学堂课程设立之前,文学史并非文学研究的“标配”。作为“学科”的一个标准零件,“现代文学史”提供的教学经验完全成功吗?将现今的“学科”视为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产物,有助于阐明我的论点:知识的处理模式并非固定的,重要的是积累这些知识的目的。知识的整合可以遵循“学科”规范,也可以破除甚至反抗——如果存在某种特殊的意图。

  相对于服从学科权威,文学史编纂隐含的另一种隐秘快感来自源远流长的史官身份。从孔子的《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史官被赋予定是非、立规矩的功能。文学史对于作家或者作品拟定的评语一言九鼎,不可动摇。尽管多数作家盯住的是文学批评的褒贬——由于无从设计个人的文学史位置,作家对于文学史著作缺乏足够的好奇,但是,文学史作者仍然享有手执权柄的威严。指点江山,论功行赏,他们负责把一个又一个作家送入合适的神龛。或许由于巨大的威信以及承揽大型学术工程的成就感,以至于他们有意无意地倾向维持固定的结论,倾向终审判决而厌恶众声喧哗。

  这时,我想提到另一种“历史化”的理解:“永远的历史化”。8——这句名言来自弗·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詹姆逊的“历史化”(historicize)沿着主体路线展开,注重的是阐释的再阐释。这种“历史化”策略并非追求一个理论故事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关注多种持续阐释累加如何生产出种种不同的结论。因此,现今看来,“历史化”至少包含了双重意味:一方面,“历史化”的工作是蒸发各种纷杂、琐碎、极端的观点,提取某种相对公认的结论;另一方面,“历史化”意味着敲开固化的结论,重返绵延不断的历史之流——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曾经阐述过“历史”(history)包含的流动涵义。相对地说,后者更为注重历史内部各种错动的力量。

  人们对于历史的内在流动具有远为不同的想象方式。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历史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形成了前后循环——正如“以史为镜”这句话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构思往往将历史分解为一个又一个微型单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一个微型单元即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历史的延续很大程度上即是成功范例的复制,重复已有的路径可以减少未知的风险。然而,经验主义时常倾向于历史的短途旅行;如果将种种成功概括为长时段的规律,无数证伪的挑战令人烦恼。经验主义构造的是碎片化的历史,每一个微型单元的自足性超过了历史总体内在逻辑的强度。很大程度上,碎片化的历史既缺乏强大的传统,也缺乏统一的使命。太阳底下无新事,漫长的历史包括了无数故事。从正义、善良、革命、大公无私到阴谋、卑劣、忍让、卧薪尝胆,这些经验无不曾经奏效。经验主义的实用精神无所谓既定的倾向:几乎所有的选择都能获得历史名义的庇护。

  另一些观念将历史构思为一个有机体,某种形而上的天命或者理念——来自宗教或者哲学——指引历史不懈地奔赴一个伟大的终点,愈是接近这个终点的事物将会赢得愈高的评价。更为复杂的想象之中,历史是一个运动的总体;历史不存在事先预设的目标,但是,内在矛盾形成的不竭动能始终带动日常现实一往无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内部最为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传统的生产关系发生破裂,革命成为解决历史问题的激进形式。革命打开了历史的桎梏,成为驱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同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境结构。这时,文学史正殿上所有经典作品的鉴定必须重新修订。新的美学条例颁布之后,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势在必行。人们再度意识到,文学史并未凝固为一个僵死的遗迹;事实上,经典作品、美学理想与语境结构之间的紧张与平衡从来没有停止,盖棺论定的幻觉毋宁是一种思想的惰性。“同情的理解”指的是尊重陈旧的结论如何形成的前因后果,但是,这不是因循地固守这些结论的理由。

  革命与另一种语境结构的降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通常,某些惊世骇俗的文学观念成为传递这个历史事件的信息。这些文学观念源于更大范围的文化激荡,文学史往往是最后一个有待于覆盖的文学研究领域。如果说,汇聚的史料构成了文学史的庞大体量,这些文学观念往往在史料的统筹与重新辨析之中察觉前所未有的路径。

  无论是“思无邪”“文以明道”“人的文学”还是“模仿说”“浪漫主义”“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众多著名的文学观念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充当文学史提纲挈领的原则。相对于古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史料搜集轻而易举——除了少量有待解密的档案。因此,史料的大规模发现导致结论的修订十分罕见,当代文学史的剧烈波动更多地由于种种文学观念的介入。这些文学观念或者来自人文学科的冲击,例如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或者由于更大范围的文化范式转换,例如后现代主义。对于文学史编纂说来,文学观念不是游离的空中楼阁,而是内化为处置各种史料的前提。许多文学史著作曾经不假思索地根据朝代命名文学史段落,例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这种文学史分期无形地接受了一个判断:政权体系的轮替对于文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韦勒克曾经对这种文学史通例表示异议。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的主编——显然赞同韦勒克的观点,他们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另一种文学观念:“我们的描述基本着眼于在人性的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的美感及其发展。这既牵涉到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也离不开文学的艺术形式。”鉴于人性、美感、艺术形式三个方面的综合考察,他们对于古代文学史分期别具一格:“我们把现代以前的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第二阶段包括发轫、拓展、分化三期;第三阶段则有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时期的区分。”如果说,遥远的古代文学显现的是地图一般的轮廓,那么,当代文学卷入的各种思想派系远为密集。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竞争微不足道,然而,各种文学观念济济一堂,对于所谓的“历史化”构成巨大的理论压强。毫无疑问,史料包含基本的稳定性,没有人可以任意将《创业史》的作者认定为丁玲,也没有人可以断定刘心武的《班主任》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正视事实的另一面:相同的史料可能造就相异的文学史。

  如果说,昨日之前发生的一切均可视为历史的素材,那么,历史著作绝非巨细不捐的流水账。诸多素材遵从哪些组织原则?多数历史学家力图超出编年史的简单体例,阐述时序之外更为深刻的内涵。海登·怀特认为,许多历史著作倾向于构造一个拥有完整因果链的情节,这显示了历史叙述对于种种特殊主题的追求。这些事实无不揭示历史的双重性质:过往发生的一切具有客观性质,然而,历史著作来自各种叙述的建构。“历史的建构”是一个涵义丰富的事实。不论众多思想家从哪一个维面接受与阐释这个事实,这种观点逐渐退出了思想的舞台:历史犹如地表之下一个固定的矿藏,历史研究仅仅是发现和展示。文学史亦然。多数文学史作者不会简单地认为,他们的工作不过是保留一批事先存在的文学书目。历史的建构往往包含了更大的企图。

  如何理解这种企图?

  四

  从史料的搜集、甄别到整理、分析,历史研究包含了巨大的工作量。因此,提到“历史的建构”包含的企图并非冒犯纯粹的学术——通常,人类没有必要耗费如此之多的成本从事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然而,我现在更愿意回到文学史——回到一个特殊门类的历史叙述思索历史哲学。

  回到文学史的独特立场,人们同时意识到另一些历史类别的存在,譬如哲学史、经济史、法学史、化学史、数学史,或者工业史、农业史、战争史、灾难史,如此等等。这种状况可以分解为两个后续问题:首先,文学史与总体历史的关系;其次,文学史与另一些历史类别的关系。

  何谓总体历史?一种简单的观点是,总体历史即是诸多历史类别的相加。历史不设门槛,没有哪一种人类活动隔绝于历史之外。然而,诸多历史类别是无机堆放,还是按照某种原则组织起来——后者显然接近于有机整体。无机堆放提供的是各种类别的总和,甚至不存在中心与清晰的边界;按照某种原则组织通常显现为一个同质的总体,尽管每一个历史类别承担的功能远不相同。后现代哲学对于同质的总体深为反感——“同质的总体”似乎意味了差异的压抑,他们不惜“对总体性开战”。不论依据哪一种观念想象总体历史,这种观念同时设定了文学史的位置。

  总体历史即是诸多历史类别的相加,犹如一个大橱子内部安装了各种抽屉,增添或者更换一个抽屉不足为奇。当然,相对于工业史、制度史或者战争史,文学史仅仅是一个小抽屉。倾向于历史是有机整体观念的人更乐于采用生物学的比喻:诸多历史类别犹如躯体之中的各种器官。从眼、鼻、耳到胳膊、大腿以及众多大大小小的内脏,躯体的各个器官并未产生自己的独立主题——所有器官的功能无不服从生命的统一活动。相似的意义上,文学史组织于总体历史的肌理之中。正如许多思想家指出的那样,现代性降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族国家的崛起,这个主题同时成为文学史的指南。一部厚重的文学史是民族国家历史之中令人瞩目的一页,一批伟大作家的名字可以使民族国家熠熠生辉——尽管他们的贡献仅仅是若干卷文学名著。

  然而,人们可能产生的疑问是,民族国家包含的内容是否被某些文学史作者想象得太简单了?他们仿佛认为,诸多历史类别始终保持相同的姿态与步调向同一的目标冲去。这种前提之下,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乃至工业史、农业史不存在实质的内在区别。如果每一种历史类别的叙述无不按照相似的逻辑演示,那么,文学史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政治的附件——政治逐渐充当了诸多历史类别的内在模板。不论如何表述文学史考察的动机,一些当代文学史作者的意图是,借助文学史的跳板跃入政治领域。他们觉得,“审美”是一个狭窄的概念,无法容纳当代文学史的内涵:“比如把一个作品理解为审美的,是一个非常晚出的观念,80年代以后出现的概念,之前是没有用审美这些概念去解释的。”相对地说,他们宁可援引政治逻辑作为统筹当代文学史的主轴:“如果我们把六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那么势必要把80年代放在中国革命的政治逻辑里去考虑”;当代文学史的重大任务是解读时代的政治无意识:

  我们讨论80年代,实际上必然要谈到作为这个时代担当者的一代人的政治无意识。有的时候我们能用很多材料,但这些材料未必能说明问题。材料是表述出来的,但是表述后面有更复杂的东西。这个更复杂的东西就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政治无意识。这就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时代的政治无意识这样的问题,除了实证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处理。

  作为当代文学史的“元叙述”,文学史叙述背后的知识体系同时进入考察的视野。一种分析认为,80年代某些文学史观念之所以重建依据的知识体系,民族国家之间的较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一直关心的是80年代的知识表述问题。我这几年的研究会汇聚到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范式问题上,就是我们的80年代讲现代化,都只是一个价值判断,从来不会说明这一套现代化的表述是从哪儿来的。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就讨论过现代化理论被6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创造出来,本身就是为了跟社会主义国家竞争,不让刚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跟着社会主义国家跑。二战以后,世界的学术中心转到了美国,而这套理论则建构了整个美国社会科学体系。它会包含一些大叙事,比如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文化优先论、所有民族国家都是单一的、落后国家要接受先进国家、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中国这样的论述等等。我关心的就是这样一种知识表述怎样在60年代被生产出来,并在80年代成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就是它不再作为知识而是作为意识形态出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其实是特别典型的结合中国已有背景的“现代化”再生产。

  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治提供的宏大叙事不容置疑地左右了各个历史类别的论述,政治领衔诸多历史类别的状况获得了大量历史叙述的支持。然而,考虑到民族国家的诸多方面构成,考虑到“人的全面发展”,各个历史类别包含的独立意义从未完全消失,譬如文学史的审美意义。如果不是将审美解释为天才式的神秘波动或者贵族式的愉悦和消遣——如果文学的顽强存在并未被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覆盖,那么,作为“艺术地掌握世界”的生存范畴,审美必然具有独特而尖锐的精神内容。集中展开这些精神内容的时候,文学史不仅可能与各个历史类别相互呼应,也可能与各个历史类别相互修正,相互制约。我曾经如此描述文学的审美意义:

  文学的审美天性致使文学既激进又保守,既清醒又蒙蔽,既高瞻远瞩又眼光短浅。这已经决定了文学同诸多其他文化门类不和谐的一面。当经济学在强调市场与利润的时候,文学依然在谈论人格与道德的完善;当管理学在强调规则与制度的时候,文学依然迷恋于自由与人情;当法律学在强调法治与秩序的时候,文学依然偏爱叛逆与温情;当科学在强调实证与精确的时候,文学依然醉心于想象与超验……这即是文学的意义之一:坚持以审美的观点看待世界。审美当然不可能也不该成为人们生存方式中的唯一尺度,但是,文学坚持说人们不该完全遗忘这个尺度,即使是种种沉重的生存问题试图迫使人们遗忘。虽然人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听到形形色色的发言,但是,作家的一个使命即是反复用自己的声调发出审美召唤。无论是对于人们的精神结构还是对社会文化的总体图景,审美的存在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平衡。

  文学史往往广泛地涉及作品的各种背景材料。从主题原型、分歧的评价、作家生平事迹到时代的文化氛围、经济社会的动荡或者安宁,如此等等。一些批评家曾经表示不满:这些资料有助于将作品安置于特定的历史段落,但是,种种外围知识并非文学性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这些知识是历史,而非文学。强调审美的自律,切断文学性与各种背景材料的联系,这种观念已经遭到广泛的质疑,然而,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伪问题:文学性或者审美对于文学史知识具有甄别意义。必须承认,相当一部分历史资料对于文学性或者审美的意义很快衰竭,这些历史资料的持续增加无助于文学性或者审美理解的持续深入。韦勒克甚至觉得,文学史对于审美的解释收效甚微。例如,围绕曹雪芹的大量资料已经与《红楼梦》的文学性或者审美脱钩。如果无视文学性或者审美的甄别,文学史的史料可能成为一个漫无边界的领域。王维穿几码的鞋子?苏轼的三十二岁生日是怎么过的?鲁迅什么时候开始吸第一支香烟?这些问题之所以允许没有答案,恰恰因为与文学性或者审美缺乏联系。即使“考据癖”愿意为之耗费心血,也没有必要给予高度评价。

  然而,谈论文学史编纂的时候,我更愿意证明审美是总体历史内部一种不可或缺的能量——这也是我回顾《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文学史观念的前提。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文之中表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其将这种文学史观念简单地塞入现代性理论——从美国版的社会科学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叙事——的一个局部,不如关注作者的一种努力:他们的文学史试图引申社会政治史长期缺乏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相当一部分冻结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之中。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曾经从四个向度概括20世纪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改造民族的灵魂”的主题、“悲凉”的现代美感、新型的文学语言结构。如果认为这些特征的发现来自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辅助——如果“改造民族的灵魂”或者白话文之后文学形式的革命是80年代现代化叙事生产出来的,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立存在显然是一个令人怀疑的事实。这种理论气氛之中,围绕审美展开的文学本身遭到了轻蔑的漠视;这些特征迅速地沿着“启蒙主义”“科学”“民主”砌出的理论通道拐入“现代性”的殿堂,继而扮演“反现代性”主张批驳的一个案例。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没有听到审美自己的语言。事实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晚近几个世纪的文学也不是现代性叙事的标准合作者,无论是愤懑而悲伤的现实主义还是阴郁而反讽的现代主义。对于所谓的“现代性”,文学的审美立场带来复杂的态度——与众不同的接纳与反抗。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四个概括是否完整,这并非我试图回答的问题。我愿意指出的仅仅是,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众多衡量构成的网络:涉及史料与文学观念的紧张,“批评化”与“历史化”的衔接与平衡,进化的线索与个别的自足,涉及文学史与另一些历史类别的参证与对立,文学史置身于总体历史的位置以及不同时段产生的不同意义。当然,当代文学的语境结构可能使文学史的叙述成规遭受更大的压力。这个网络制造的话语空间充满种种歧义、矛盾和暧昧不明的区域。只有意识到这种学术语言的复杂程度,思想的纵深才能敞开。一些作者幸运地免除了这些理论纠葛的困扰,那么,他们的苦恼或许会转向来自学术市场的报告:书店柜台上大同小异的简版文学史著作已经过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