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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子:写小说是呈现一种生存状态
来源:文学报 | 时间:2020年12月24日

  记者 袁欢

  挖掘呈现浙东地区人民的精神图谱是作家浦子坚持多年的文学理想,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足以成为创作的灵感。从“王庄三部曲”、《桥墩不是桥》到新作《长骨记》,小说中的人物逐渐走出乡村,来到城市,但浦子认为这并不代表他转向城市书写,相反的,“这是一种以农村为基地的扩展,包括所描写的人物,他或她的身上,都是乡土的影子。”可以说,这些游走于小说中的不同的人,以他们的风骨撑起了浙东土地的高度,展现了民间强大的生命力。

  记者:《长骨记》现在看是“应时”的一部作品,以H市德富炒货公司董事长施德富与祖籍浙东山海县的上海商人方靖北之间的一间商铺产权归属的纷争为主线展开,其中涉及到了合同法和物权法,为何会关注这样的题材?

  浦子:这部小说看上去是“应时”,可我自从写作到出版,经历了八年时间。如果说“应时”,是我八年前的河流,恰恰流到了这个点上。

  我以为,作品关注的是社会,这里是依法治国的进行时,是一种趋势,不是为某一个点而应。作品涉及合同法和物权法,即司法或法律题材,是由于法律制订的唯一证据,是人的欲望无法控制,或者说,法律的制订是由于公平和正义原则,但公平和正义原则就是为了控制人类欲望的,法律包裹的外衣之内,是丰沛的人性表现。

  这篇小说来自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生活积累如水库中的水,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就是文学创作的闸门。我的前一部长篇小说《桥墩不是桥》也是有这样的机缘。

  记者:主人公方靖北可以说是浙商的一个代表形象,与之前的作品不同的是,他走出浙东的山海县来到上海,但让他在外立足的依然是“从家乡携带着的既有的精神财富”。你想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呈现出怎样的精神?

  浦子:山海县是一个虚拟的县域,有别于真实的家乡宁海县,但其精神指向与我的家乡宁海县高度一致,还包含了我的理想因素。这一块土地,曾经诞生过明代大儒方孝孺,国画大师潘天寿,还有“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等等。他们的骨骼撑起了这片土地的高度,他们血液奔腾过的这块地方,仍然保持了一样的精神风貌。方靖北就是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

  记者:青年企业家典型施大男与方靖北之间,是否形成一组对照?

  浦子:如果说是对照,这是阅读之后,得出的实际效果。其实,我在写作安排时,没有这样的预先考虑。我以为高明的作家,不是专为人物而写作小说的。而是在文本中呈现一种人物的生存状态。文本中的生存状态好比自然状态下的山谷河流,它们之间都是有机的,有时候是错综复杂的存在,联系是千丝万缕的,不能说山峰是深谷的对照。

  两人都来自于农村。方靖北是作为所谓的正面形象出现的。其实,我反对这种把人物划定为正面和反面。方靖北这样的人物,在我笔下是永恒的。比如《龙窑》中的王世民,《独山》中的王传达,《大中》里的王德青,在我长篇小说作品,他们形成了一个“男子汉”系列。而施大男看上去是“反面”的人物,可我的用意不在这里。我的潜意识里,这个人物是我解剖社会揭示人性善恶的手术刀或试纸。在她身上体现我的一种文学力量,她的存在,是这个社会的标本。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展现大历史奔流中浙东人民的传统、现实、文化与人性底色,是你写作一贯坚持的文学策略。

  浦子:有几个评论家指出我的文字更多呈现阳刚,人物设计也是这样,甚至情节展开,是南方作家显示的北方气派。有人就问,您的文字沉重,能够轻松一点吗?我说不能。因为我的笔每一提起,仿佛就是家乡的山。我笔底的沉重,犹如舞台上的演员,举手投足间,甚至眼睫毛抖动,就是自觉不自觉受它们牵累。

  有评论家说,您这样的“牵累”好啊,这才是一个作家的根。根植于这样的家乡土地,是我的福气。从我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实践看,一个成熟的作家,鲜明的地理特征,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我以为我的作品可以持有一个作品原生地的标志。

  记者:你多年潜心挖掘浙东民间历史与文化,这其中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

  浦子:这块地域土地肥沃,山草树木特别的旺盛,充满了生机。而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这里的人。他们让我的作品也充满勃勃生机。我感恩我的家乡。

  记者:此前你较多关注的是浙东农村,《长骨记》的主题转向了城市,但内里的精神依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随着现代乡村呈现更多的面貌,其实是在呼唤新乡村书写。作为一个专注乡土的作家,你为什么会去书写城市?这是有意的转变吗?

  浦子:我以为,乡土与城市是紧紧相连的。我没有把我的创作重心从农村移向城市,而是描写地域的一种扩展。不过,这是一种以农村为基地的扩展。包括所描写的人物,他或她的身上,都是乡土的影子,只是变换了场景而已。但是,表达了我对城市文明的担忧和怜悯,并寄于希望。这两个文明之间,互相冲突,互相影响。“新乡村书写”,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或者概念很好,有别于以往的乡土文学,我以为自己正在朝这个方向走。

  记者: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你谈到一个问题:关于作家的书写欲望是如何与生活、时代相结合的。对此,你说:“小说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作为作家的心灵史,却是真实的。虚构,是为了抵达生活的真实深处。”

  浦子: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得有感恩精神。一个作家只有保持与生活和时代进步的步伐相同,他的书写才有力量。有些作家坚持与生活保持距离,这是一种审美距离。但你如果以此为理由不去书写当下,也是一种懦弱。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是如何去书写当下的生活?这就涉及作家的良心,更涉及作品的批判性。我以为,批判和反思的前提,是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希望。

  记者:新作之后,接下来的创作会关注什么?

  浦子:我会一直关注我的家乡,主要是当下。我最为崇拜的作家之一福克纳,他宣称一辈子都在描写邮票一般大小的家乡。而我另一个崇拜的作家巴尔扎克,他的人间喜剧是由90多部独立又有所联系的小说组成。我有意将我的作品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之前出版的作品中,大部分的题材内容都是有关家乡的经验。接下来最大的打算是续写“王庄三部曲”,形成一个“王庄系列小说”。目前已经完成该系列的第四部小说的初稿,题为《杀兄》,想在修改润色之后出版。